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分析
时间：2022-12-02 21:15: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伟丽 ，王伊斌，李金晓，郝智娟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2. 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河南 郑州 450046）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流域范围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战略的关键区域，同时又是连接我国东部和西部重要的“生态廊道”[1]，形成了以具有黄河流域特色的，承载着防风固沙、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等重要功能的生态系统。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上中下游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差异较大，存在上游水源涵养功能降低、中游水土流失严重和支流污染、下游湿地萎缩等突出问题，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系统地研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度，对达到黄河流域生态和经济效应最大化，打造黄河生态经济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角度分析，现有文献一类以水为主体，从水资源、水工程、水生态、水文化四个方面开展研究，探究如何在遵循自然规律、不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维系流域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空间上的平衡、科学合理调配及可持续利用[2-4]。另一类从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流域污染和灾害问题角度出发，提出重大环境灾害是制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5-6]，加强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探求减灾路径和资源配置方法，对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1]。
关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首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主要分为三个角度，第一，以新发展理念为根本出发点，认为高质量发展要做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7-9]；
第二，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生态效益方面综合考虑，将高质量发展定义为“四高一好”的发展，从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生态和经济运行状态五个方面综合进行评价[10-11]；
第三，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念，依据“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两条线路设计评价指标，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12-13]。其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测算方法的选择，在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上，现有文献多采用极值法[14-15]、定基功效系数法[10,16]等线性变换无量纲方法，消除了以因量纲不同对评价结果造成的影响。在评价指标的赋权上，熵值法[8,17]和主成分分析法[9]运用较为普遍，两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为因素和主观评价性，变异程度越大，权重越大，越能有效反应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多数文献发现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省区之间的差距变小[18-19]。
综上分析，现阶段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指标体系中将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混用。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体现，应选择结果性指标对其评价，而过程性指标更多是用来解释区域间存在差异的原因[12]。二是，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现有文献常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主成分往往难以给出符合实际背景和意义的解释[20]，甚至出现负数权重的问题；
熵值法适用于静态评价问题，对于时序变化情况体现不足[21]。为了对多个年份、多个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评价，本文采用郭亚军[22]提出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该方法既能在某一个截面上体现出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在时间的纵向维度上展现评价对象的分布情况。同时采用定基功效系数法[23]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解决各年份纵向数据的不可比问题。三是，大多数研究都以省级、地级市群为单位，围绕黄河流域各个地级市的研究较少，不能反映更加精细地理单元的情况。
此外，黄河流域作为一个包含经济、社会、自然等子系统的层次性复杂系统，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关系方面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现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理论基础上检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EKC关系，因此，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经济增长本身[24]。第二，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程度，发现二者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并呈增长趋势[25]，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下游、中游、上游[14]。
目前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生态保护耦合协调度方面的研究较少，且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多数研究采用熵值法测算指数，忽略了不同年份空间分布变化的对比分析。其二，缺乏经济生态耦合协调的空间网络研究。近年来无论是从经济联系还是生态保护抑或要素的流动，均体现了各地级市之间广泛频繁的联系，逐渐呈现出网络结构。已有学者发现黄河流域各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是复杂的、多线程的，具有复杂的网络结构性质[26]，空间关联存在异质性、脆弱性、密度的趋同性，联动效应显著[27]。
综上所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在构建指标体系的时候区分过程性指标和结果性指标；
第二，采用科学的数据处理方法，既可以在某一时间截面反应对象之间的差异，又能从纵向维度反应空间分布变化；
第三，利用黄河流域各地区间的空间关联关系，通过网络模型分析各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关系；
第四，进一步分析耦合协调空间关联网络的传导机制，利用板块间的相关作用设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于此，本文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纵横向拉开档次法[22]和定基功效系数法[23]对2010—2018年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进行处理，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度，并通过构建引力模型[28]，利用社会网络分析2010年和2018年各地级市之间空间网络结构和动态联动效应，以及传导机制，以期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1.1 研究区域
采用李小建等[29]划分黄河流域的方式，考虑地级市经济发展与黄河流域的关联，去除了10个所需指标数据大量缺失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最终选用黄河流域8个省区共7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选择自然分界点作为分区依据[30]，参考张可云和张颖[31]的分区方式将黄河流域分成上、中、下游三个区域。其中，黄河上游有18个地级市，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
黄河中游有28个地级市，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全省、陕西省大部分地级市、甘肃省和河南省少数地级市；
黄河下游包括29个地级市，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大部分地级市和山东省全省（图1）。
图1 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分区
1.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省份或地级市统计局发布的地方统计年鉴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临近年份数据进行线性插补的处理，地级市间距离由经纬度计算得出。
参考李金昌等[12]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用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理念考察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目的，以可持续性为基本要求，选择结果性指标，将新发展理念渗透于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运行、创新效率、人民生活、社会和谐及绿色发展5个一级指标（表1）。其中，经济运行情况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流域内地级市人民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情况等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分为发展状况、财政贸易、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共7个指标，发展状况用人均GDP、社会消费品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
财政贸易包括财政自给率、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占GDP比值和实际使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等指标，用以反映市场有效需求和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其中财政自给率由财政收入比财政支出计算所得；
产业结构包括产业高级化指数和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用以反映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所处的发展阶段，其中产业高级化指数用第三产业产值比第二产业产值表示，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用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在工业部门就业的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的比率表示。创新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延续性动力，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人均专利申请数表示，是专利申请数与总人数的比值。人民生活反映了人民对于经济发展成果的获得感，是经济发展优化效应的集中体现，包括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共7个指标，生活质量由自然增长率、城镇化率、在岗职工工资水平比黄河流域平均工资水平和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人均道路面积和每百人图书馆藏书。社会和谐主要体现城乡、不同流域位置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情况，集中评价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性，包括城乡可支配收入之比、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乡村可支配收入比黄河流域均值3个指标。绿色发展显示出高质量发展的共生性和生态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选取绿地、空气质量、耗水情况三个方面，包括建成区绿化覆盖率、PM2.5指数和单位GDP耗水3个指标，其中雾霾浓度（PM2.5）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所属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SEDAC）公布的相关数据。
生态保护方面参考刘琳轲等[14]对于生态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从资源状况和环境治理两个方面构建，共包含5个指标（表1）。资源状况选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表征，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优质可耕地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耕地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故用这2个指标衡量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状况。环境治理包括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和城镇污水处理率，用这3个指标衡量黄河流域地级市对生产生活污染物综合治理的水平。
表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3.1 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评价与分析
3.1.1 指标数据处理
采用极大—极小值方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计算生态保护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公式分别为：
正向指标计算：
负向指标计算：
3.1.2 生态保护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计算
首先，测算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HECi(tk)与生态保护综合指数EPCi(tk)，公式如下：
式中：xij(tk)表示在tk(k=1, 2, …,T)时间上第i(i=1, 2, …,n)个评价对象的第j(j=1, 2, …,m)个指标取值，wj表示第j个指标的权重值，HECi(tk)表示第i个地级市在tk时间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EPCi(tk)表示第i个地级市在tk时间上的生态保护综合指数。
其次，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wj。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原则是最大可能地体现出各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即分别令HECi(tk)和EPCi(tk)的总离差平方和取到最大值。由于对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有
最后，纵向年份比较。本文采用定基功效系数法解决各年份纵向数据的可比问题：以26个二级指标为基础，将2010—2018年中的指标数据依次堆叠，以2010年为基期对每个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实现纵向可比。
3.1.3 整体结果
根据式（6），计算得出矩阵H的最大特征值，此时取得总离差平方和e2最大值，将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作为评价指标的权重，具体权重值如表1中第5列所示，可以看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单位GDP耗水权重最高，且建成区绿地覆盖率和PM2.5指数权重值也相对较高，说明在黄河流域中绿色发展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权重最小的是工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表现出工业产业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不再明显。在生态保护指标中，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权重较高，体现了优质耕地和生活环境在生态保护治理水平提升方面的决定性。接着依据式（6）采用定基功效系数法，对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式（3）、式（4）可得最终的生态保护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生态保护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时序变化
图2中，Y轴数值分别为75个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指数标准化处理之后每年的均值。2010—2018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指数大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11—2012年升幅最大，这说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状况和效果在2010—2018年之间有所提升，与2011年以后国家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不无关系。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也和生态保护指数有同样的变化趋势，整体呈上升状态，某些年份偶有下降，说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状况向好。
3.1.4 生态保护指数
图3为生态保护指数在流域空间上的反映。其中，2010年生态保护指数超过均值的有42个地级市，前十名分别是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吴忠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固原市、东营市、石嘴山市、银川市，多位于黄河上游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
后十名分别为晋中市、定西市、陇南市、吕梁市、周口市、开封市、洛阳市、大同市、临汾市、白银市，分布位于山西省、甘肃省、河南省，分布分散，各个流域均有分布。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地资源禀赋情况，例如甘肃省，多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极易被破坏，又急于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生态环境状况不佳；
二是发展易破坏环境的产业，如大同市的煤矿产业和洛阳市的重工业。2015年生态保护指数超过均值的有42个地级市，前十名分别是乌海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包头市、固原市、石嘴山市、中卫市、东营市，多位于黄河上游地区；
后十名分别为兰州市、陇南市、忻州市、庆阳市、商洛市、三门峡市、阳泉市、天水市、大同市、临汾市，多位于黄河中游和上游，下游地区生态状况有所改善。2018年生态保护指数超过均值的有35个地级市，前十名分别是乌海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东营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莱芜市、固原市、石嘴山市，与2010年、2015年差别不大，都位于黄河上游地区；
后十名分别为阳泉市、陇南市、商洛市、咸阳市、三门峡市、吕梁市、信阳市、延安市、安阳市、长治市，多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地区和中游地区。总的来看，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状况优于下游地区，下游地区优于中游地区。此外，黄河上游地区内部生态保护状况差异明显，例如，途径宁夏平原河段银川市、石嘴山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海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相较于途径甘肃省内河段的陇南市、商洛市虽同为黄河流域上游，但生态状况排名差别较大。
图3 黄河流域地级市生态保护指数空间分布
3.1.5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图4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其中，2010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超过均值的有34个地级市，前十名分别是鄂尔多斯市、青岛市、威海市、郑州市、太原市、呼和浩特市、西安市、济南市、潍坊市、烟台市，分布较分散，多为省会地级市；
后十名分别为白银市、商洛市、陇南市、渭南市、平凉市、庆阳市、乌兰察布市、武威市、天水市、定西市，多位于黄河上游地区。2015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超过均值的有33个地级市，前十名分别是郑州市、西安市、青岛市、济南市、威海市、太原市、潍坊市、淄博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多位于黄河下游地区和少数上游和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明显后续
图4 黄河流域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空间分布
动力不足，鄂尔多斯市排名从第一变成了第十，山东省几个地级市的滨海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发展动力强劲；
后十名分别是定西市、陇南市、商洛市、固原市、渭南市、忻州市、白银市、咸阳市、平凉市、海东市，大多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2018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超过均值的有32个地级市，前十名分别是青岛市、郑州市、济南市、西安市、威海市、太原市、淄博市、潍坊市、烟台市、呼和浩特市，多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围绕济南—青岛（省会地级市-港口地级市）这一双核中心区形成了都市地级市群，发展潜力较大；
后十名分别是咸阳市、陇南市、商洛市、忻州市、海东市、庆阳市、天水市、定西市、武威市、石嘴山市，多位于黄河中游和上游地区。流域不同分段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呈现了显著的差异性，下游地区优于中游地区，中游地区优于上游地区。
3.2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参考石涛[27]关于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的测算方法，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评价指数的耦合系数Ci，计算公式如下：
式（8）中，Ci值越大，表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程度越高，表明两者相互作用越强，取值范围为0～1。进一步构建协调耦合度模型，协调耦合度Di能更深入反映两者协调状况的好坏。参考韩琭等[32]对于协调度等级的划分并进行调整，以耦合协调度值0.5为分界点，小于0.5为失调，大于0.5为协调，具体分为：严重失调（0＜Di≤0.2）、中度失调（0.2＜Di≤0.4）、轻度失调（0.4＜Di≤0.5）、初级协调（0.5＜Di≤0.6）、中度协调（0.6＜Di≤0.8）、优质协调（0.8＜Di≤1）。式（9）中，Ti为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指数，α和β分别为生态和经济在发展中所占权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认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因此，α和β均取0.5。
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Di如图5所示。整体耦合协调度在2014年之前较平稳，2014年之后略有下降，大部分在临界值0.5之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整体较好。
图5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年均值时序变化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6），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小于0.5临界值的失调区域先收缩后扩张，耦合协调度大于0.5临界值的协调区域先扩张后收缩，空间分布格局由相对集中逐渐转为分散。2010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中级协调的地级市较多，有41个，如巴彦淖尔市、银川市、济南市、太原市等，多分布于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地区；
耦合等级小于0.5处于不协调的地区有17个，分布离散，多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2015年中级协调地级市数量比2010年减少9个，共32个地级市处于中级协调阶段，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地级市数量都有所增加，此时经济发展进入增长时期，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下降，中游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程度有所好转。2018年耦合协调状况较2015年有所下降，轻度失调、中度轻度失调面积扩大，其中，轻度失调地级市数量增加了12个，即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平顶山市、安阳市、三门峡市、商丘市、宝鸡市、渭南市、平凉市、固原市和延安市，多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地区。中级协调地级市数量减少了7个，无优质协调地区。总体上，失调区域多分布于流域内的上游地区、少数中游地区以及个别下游地区，协调区域多分布于部分中游地区和大部分下游地区，上游地区偶有分布。
图6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分布
3.3 空间网络关系评价设计与分析
3.3.1 引力模型构建
本文用引力模型[28]构建网络，即式（10），用以展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动态演变趋势。
式中：hij表示流域内地级市i对地级市j的关系大小，P、GDP、agdp分别表示年末常住人口数、年末GDP总量以及人均GDP，dsij表示地级市i、j之间的距离，rij表示地级市i、j间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关联中的贡献率。据此计算各地级市间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关联网络引力矩阵，将引力矩阵的各行取平均作为临界值，大于均值取1，小于均值取0，用来检验75个地级市之间的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关系，从而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网络[33]。
通过对2010年、2018年社会网络整体密度的测算，发现2018年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整体密度为0.174 6，相较于2010年的0.167 6，社会网络整体密度有所提高，但各地级市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总体上依旧并不高，在促进黄河流域各地级市之间更密切的生态经济协作方面还有较大空间。
在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中，郑州、济南、鄂尔多斯、西安等市等发展较好的地级市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与其他地级市的网络结构也日益密切复杂。从2010年和2018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包头市的中心性大幅下降，洛阳、济源等地级市的中心地位有所上升。兰州、庆阳、定西等黄河上游地级市和其他地级市的连接明显更加密集，因此，黄河上游地区同其他地级市的来往更加密切，耦合协调发展势头更好。同时，除中心地级市之外，依然有很多地级市只有少数空间连接，呈现出网络结构的“无标度特征”（在网络理论中，网络的无标度特征或者称为无尺度特征，表现为网络中的大部分节点只与少数点连接，极少数的节点与非常多的节点连接的特征），即存在明显差异性。
3.3.2 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的特征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从关系这一重要角度出发对多个地级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进行定量研究，基于“中心性”，本文参考沈丽等[34]的做法采用网络密度描述整体网络特征，同时采用度数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等指标对关联网络特征进行刻画。
结果发现：①度数中心度，均值为25.946，其中有19个地级市参数值高于均值，多位于黄河下游和部分中游地区。其中东营市、鄂尔多斯市、榆林市度数中心度数值处在前三名，与其他地级市联动效应强，处于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中心位置。说明这些地级市对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关联关系以及联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低于度数中心度平均值的剩余56个地级市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和部分中游地区，说明这些地级市在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中与其他省份的联系较少，处于被领导地位。②中介中心度，均值为1.516，其中有17个地级市参数值高于均值，多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区。其中鄂尔多斯市、榆林市的中介中心度均超过15，在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中关联和溢出效应上发挥出“桥梁”和“中介”的功能。结合地级市的性质，郑州、济南、青岛、洛阳、西安等市均为所在区域的中心或副中心地级市，而排名靠后的地级市中介中心度较低，这些地级市在网络中被中介中心度高的地级市所支配。由于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各地人口、生态资源、社会经济发展等状况不同，中介中心度在生态和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出明显非均衡特征。③接近中心度，均值为49.447，其中有32个地级市参数值高于均值，多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地区，例如西安市、洛阳市、新乡市、济南市、青岛市等，由于交通方面的优势，可达性优良，能较迅速地与其他地级市产生联系，是空间网络的“中心接近者”，而排名靠后的地级市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由于交通闭塞，是空间网络中的“边缘远离者”。
本文将空间关联网络板块划分为四种角色位置：主受益板块、净溢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和经纪人板块。一是主受益板块，此板块内的成员既接收来自其他板块成员的关系，同时也接收来自板块内部成员的关系，但是接收来自板块外部的关系数比例高，对外发出的关系数比例低。二是净溢出板块，该板块成员向其他板块发出的关系相较于向板块内部发出的关系更多，接收外来关系较少，此板块上的经济主体对其他地级市经济增长产生净溢出效应。三是双向溢出板块，该板块成员既向板块内部发出关系又向板块外部发出关系，但是较少接收其他板块的关系。四是经纪人板块，该板块成员既向其他板块发出关系又接收来自其他板块的关系，但是板块内部关系比例较少，起到桥梁和中介的作用。
采用CONCOR方法，选择最大分割深度2对黄河流域75个地级市进行块模型分析，得到四个板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8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板块分析
四个板块的空间分布如图7所示，板块1（主受益板块）的成员有10个，分布于黄河流域上游部分地区。板块2（经纪人板块）的成员有11个，分布于黄河下游入海口和郑州市附近。板块3（净溢出板块）的成员有28个，分布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大部分地区。板块4（双向溢出板块）的成员有26个，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据此进一步分析不同板块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在网络中存在987个关联关系（图8），板块内部关系数为205个，板块之间关系数为782个，表明板块之间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存在明显的溢出效益和空间关联。其中板块1发出的外部关系数为95个，内部关系数为14个，接收板块外的关系数为213个，该板块地市向其他板块发出的关系数明显多于向板块内部发出的关系数，并且接收的外来关系数量高于发出的关系数量，因此属于主受益板块。板块2发出的关系数为204个，其中154个属于板块外部关系，50个属于板块内部关系，此板块对板块内外均产生了溢出效益，但是板块内部成员的联系相对较少，因此属于经纪人板块，该板块既对其他板块发送关系，也接收来自外部板块的联系，在网络中扮演着中介和桥梁的角色。板块3发出的关系数是354个，其中，发出到板块外部的关系数为289个，板块内部地级市之间发出的关系数为65个，接收的关系数为164个，其中，来自板块外部的关系数为99个，来自板块内部的关系数为65个，板块3明显是净溢出板块，此板块向其他板块发出较多的关系而对板块内部较少发出关系，并且较少接收到外来关系，此板块上的主体对其他地级市产生净溢出效应。板块4的溢出关系为320个，其中发至板块内部的关系数为76个，发至其他板块的关系数为244个；
接收关系225个，其中发于板块内部的关系数为76个，发于板块外部的关系数为149个，该板块既受到板块内部地级市的影响，又受到板块外部地级市的影响，而来自板块内部成员的联系相对较多，属于双向溢出板块。
图7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板块分布
图8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板块关系
经纪人板块和双向溢出板块是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耦合协调程度较高的地区，有能力向黄河流域上游、中游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提供资源补给、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因而能够成为黄河流域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关联网络的链接和强大支撑力。经纪人板块作为整个网络的桥梁和中介，不仅接收来自其他板块的关系，同时也向其他板块发出关系。此外，可以看到双向溢出板块对净溢出板块、主受益板块对经纪人板块的经济生态耦合协调的空间网络溢出较少，表明黄河流域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关联网络中各板块还没有发挥出各自地区的相对优势，没有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各地级市间在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在各个方向上的空间网络联动，所以应出台一些政策将黄河流域当成一个整体来规划，有助于充分利用流域内的各项资源进而推进整个流域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程度的提高，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数式发展。
通过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板块关系的分析，从板块自身的接收和溢出关系可以直接得出地级市所处不同板块所代表的作用效果，但板块关系分析存在一定孤立性，仅从板块自身的接收和溢出不能全面反应整体角度上、相互作用上显著的动力关系传导方向和作用效果，为此通过计算四个板块的密度矩阵、像矩阵（表3）可得到黄河流域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的传导机制，以弥补原有网络板块分析的孤立性和相互作用关系的非显著性问题。
表3 四大板块的密度矩阵与像矩阵
通过计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传导机制如图9所示，可以看出净溢出板块将动力传导出至主受益板块和经纪人板块；
第一板块作为主受益板块，直接接收到“净溢出板块”第三板块的动力传导；
第二板块作为经纪人板块，接收到“净溢出板块”第三板块传导的动力后，再将动力传导至“双向溢出板块”第四板块。同时，此传导关系也存在互动关系，第一板块和第三板块、第二板块和第四板块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互相进行动力传导以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图9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传导机制
4.1 结论
本文以黄河流域各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借助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模型、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网络，主要结论为：（1）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状况变动趋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在时序变化上整体呈上升状态，某些年份偶有下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状况向好。（2）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状况优于下游地区，下游地区优于中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上，下游地区优于中游地区，中游地区优于上游地区。（3）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系数时序变化上以2014年为分界点，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又呈现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临界值0.5以上，流域内整体协调性较好。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异质性特征，失调区域分布于黄河上游、少数及个别中下游地区；
协调区域分布于黄河下游、部分及个别中上游地区。（4）流域内各地级市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关系，2018年较2010年整体网络密度有所提升，下游及部分中游地区对流域生态经济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和联动有重要意义，上游及部分中游地区在网络中处于被领导地位，半数以上地市在网络中有较强的联动溢出效应。（5）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板块可分为主受益、经纪人、净溢出及双向溢出四个板块，分别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和郑州市附近、黄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区、黄河流域下游和部分中游地区，流域内各板块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各自地区的相对优势，没有充分协调各个方向上的空间网络联动，板块之间的关联关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6）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网络传导机制上，板块间呈现净溢出板块向主受益板块、经纪人板块传导，主受益板块直接接收，经纪人板块接收后传导至双向溢出板块；
以及主受益板块、净溢出板块和经纪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间相互作用的动力传导关系。
4.2 政策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和黄河流域生态及经济发展现状，为加快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发展，早日实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美好期待，提出如下建议：
（1）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的构建，充分利用黄河流域各地级市之间的网络关系，从流域整体、个体两个角度进行统筹规划，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分割的限制，跨流域进行资源的调配，进一步提升黄河流域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的整体性、联动性。个体上，根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上游和部分中游地区，应合理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创新驱动，综合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等多项生态措施，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消耗，形成在生态保护基础上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下游和部分中游地区，充分发挥其位于黄河入海口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基础，通过建立长期调控机制和治理体系，发挥济南市、青岛市、郑州市、洛阳市的国家中心地级市和副中心地级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全流域范围内的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二者协调发展。
（2）根据四种不同类型板块在黄河流域的分布情况和各发展板块的发展特征，制定层次化、专业化的区域政策。主受益板块要充分利用接收到的发展资源，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注重在人才引进、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倾斜，促进区域发展。双向溢出板块、经纪人板块要继续做好桥梁角色，传递优势资源，同时加强自身内生动力的建设，加强两大优势板块的互相作用关系，推进共同发展。净溢出板块在优势资源溢出中心地级市的同时，要加强与中心地级市之间的联系，主动学习中心地级市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前沿知识和管理方式，缩小与中心地级市间的差距。
（3）充分发挥板块间的互动优势，提升全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本文的研究发现，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国家中心地级市，趋向形成经纪人板块；
中游地区地级市，趋向形成双向溢出板块；
上游地区地级市，趋向形成主受益板块和净溢出板块，板块间的传导具有双向互惠性，应充分发挥此优势，加快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动，形成“流域—板块”的网络体系，以带动整个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程度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