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对女性身体的“借用”——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时间：2022-11-11 13:5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何满英
(大连外国语大学 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探讨《我在霞村的时候》(后简称为《霞村》)中女性身体与国家民族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已经有了不少成果，袁洪权认为“丁玲站在革命阵营中以女性身份对贞贞进行关照, 表现出她对女性的真正解放的关注”，但革命者的身份限制了她进一步的思考，从而在文学写作中无法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美国学者劳伦斯也认为中国一些妇女写的故事中，女性的思想、心灵和身体都献给了国家，《霞村》中的贞贞“她个人的故事最终失落在民族主义的对话中”。两人在说明国家民族话语对女性问题的遮蔽时，都默认“个人的”即是“女性主义立场的”，这两者虽然存在一种天然勾连的关系，但并不完全等同。贺桂梅则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丁玲从始至终个人自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政权本身处于一种悖论性的冲突情境”，两者无法获得统一，使得她形成了两套书写方式和语词系统，一种是“莎菲”式的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小说，另一种是基于对大众的想象和描绘形成的“客观小说”。这两种书写方式并不以其政治立场的“左转”而存在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是以一种杂糅的状态贯穿丁玲的创作始终。本文基于丁玲这种创作心态的分裂，具体分析在《霞村》文本中，国家民族和革命话语是如何忽略女性身体感觉和主体意识的存在，以及在宏观的集体主义政治话语中个人话语又是如何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借用隐秘地传达出来的。
政治学中，“革命”指的是以暴力的形式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更替，是一个很宏大的难以说清其所指的概念。贺桂梅曾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民族科学和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五四话语，另一种即以阶级论为主要内容的左翼话语。本文第一、二部分所指的“革命话语”借用的是后者——无产阶级叙事话语资源。在创作中最主要的体现形式之一就是个人主义服从于集体主义，在做出解放人性的许诺同时，也在对人进行训诫和管束，使其更好地为革命服务。而在第三部分中，则采用的是前者倡导的个人式的启蒙话语。这种转变是丁玲本人话语资源的游移决定的。“身体”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更多指的是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所说的交往身体，其中既承载着社会文化和政治赋予的道德、习俗和传统，同时也记录着人类本身还未被驯服的智性和感性。
“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言语就像这空间的气候，一会潮湿，一会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气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女性的“第二性”身份几乎注定了其只能充当被控制、被侵犯和被利用的角色，这种控制权不仅仅在男人手中，更多是在男权思维中。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呼吁“解放妇女”，只是基于女性的母职对“强国保种”有重要作用；
五四时期，大批如祥林嫂般苦大仇深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也只是借用她们身上承载的苦难来体现封建思想的罪恶。总之，从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其身上一直承载着政治重负，女性问题本身从来没有居于主体位置，“女性形象的所指，已非任何抽象具体的真实女性。”
丁玲作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名女性，在20世纪30年代以《水》《奔》等作品为标志，以明确的姿态宣布“左转”，不再写动摇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再局限于书写女性心理和生理上的煎熬，而是大步走向了大众。尽管在《霞村》中的绝对主角是贞贞，尽管她在村子里依然有困境需要去克服，但她面对的困境并不是莎菲式的迷惘和幻灭，相反，作者呈现出来的贞贞虽然是受伤的，却始终是坚定的，无需待人去引导或是拯救，因为她已经拥有了组织给予的“情报员”的阶级身份。
奔赴延安之后，丁玲自觉地接受了延安主流话语中对妇女权益的“安置”方法，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把女性问题纳入阶级问题当中，只要阶级压迫不存在，深受压迫的女性自然会被解放。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女生大队成立大会上强调，妇女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尤其深，“中国革命如没有半数的女同胞积极参加，也就不能彻底成功”。表达了将女性以“男女都一样”的身份纳入革命力量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政治话语对女性个人话语的遮蔽。这也导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女性特殊性问题的探讨有了和主流话语相违背的意味。丁玲很清楚女性话语和阶级话语的界限以及两者的融合程度。
《霞村》中，贞贞因为战争从一个普通农村女孩成为慰安妇，受尽侮辱和磨难，依然保持盎然的生命力，并非因为自身生命强大或是心理承受能力强，只是因为革命情报者的新身份使其承受住了日军的折磨以及回家后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文中“我”这个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对贞贞身份的认可，更是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外在的生命力。
如果说日军和以杂货店老板为代表的乡村伦理给贞贞造成了身体和心灵的伤害，那以“我”为代表的革命阶级话语则在治愈和弥合这种伤害。从贞贞进入文本到最后，贞贞本人都是一个“在场的缺席”。文本中几乎没有从贞贞的视角写她在承受了苦难后的身体或者心理上的创伤，在“我”和贞贞的第一次见面中，“我”问道：“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但是作者并没有让贞贞开口诉说自己吃过的苦，反而是让阿桂接话道：“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她承受的伤害除了让读者发挥想象，还有一种表现途径是村民的闲言碎语：“听说病得连鼻子都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作者将贞贞所受的身体伤害以村民同情中带着轻蔑的口吻表述出来，一方面凸显出了贞贞和乡村伦理的龃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贞贞个人感受的忽略。
作者无意去凸显贞贞的身体到底承受了何种暴行，也就无意去呈现她个人内心的创伤。在身为慰安妇的日子里，她是等待着走向革命之路的被压迫者，而在成为情报工作者之后，她是无产阶级大家庭的同志，她只有阶级身份，而无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和日军侵略者形成对立关系的是贞贞背后的延安红色政权，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所以在面对失贞等一系列屈辱，贞贞不会像最无力的女性一样结束生命以求节烈，而是要在磨难中越挫越勇，体现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为以后的奔赴延安打下精神基础。
从这一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批判丁玲时，说贞贞是“莎菲类型的假农民”并不正确。莎菲生活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苦闷环境中，她迷茫虚无不知去向，尊崇个人主义永不满足，符合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她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身份是一致的。但是贞贞的行为模式和社会身份之间存在断裂，一个普通农村姑娘如何能在受尽侮辱后仍自立自强，这种转变是依赖阶级话语的支撑，作者使其成为了一个“为大众”服务的革命英雄，而不是真正的女性个体。她确实是“假农民”，但不属于莎菲类型的，而是被强加了革命意识和阶级身份的“假农民”。
革命作为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从宏观的政治角度来说，革命会导致权力的转移，阶级的变动。而对于个体来说，革命带来的社会动荡无疑会减弱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对个人行为的规训作用。贞贞遭受了日军的非人待遇，再通过乡邻之口让“我”得知她所经受的一切不堪，这对她造成的伤害是双重的。但她表现得仍然有热情有快乐，能自如面对乡人不友好的评价和玩味的歧视眼光，并能以过来人的语气平淡地诉说过去的“污点”。这种在她身上体现出的贞操观念的解构，使得她的内在更像是茅盾笔下如孙舞阳、章秋柳等浸染于都市文明中的“新时代女性”，有较强的性解放观念，毫不在意自己是否处于传统礼法的规范之内。但和孙舞阳、章秋柳等人不同，她们更多是因为内在的幻灭而变得放浪形骸，从而在个人本位的思想上彻底让性道德战胜了革命伦理，使得投射在女性身体上的欲望或是女性身体本身的欲望，滑落出了革命的意义可掌控的范围之外。她们在和各种异性的逢场作戏中去汲取个人的欢乐，她们对异性的态度更多的是看穿之后的轻视，和他们互为狩猎者和猎物。而贞贞的性解放是革命直接促使的，而非内在自发的，自然也超脱不了革命伦理。
同乡之人对她不无夸张的创伤揭露，与其说是她基于性解放之后的看开和不在意，“心变硬”了，不如说是她背后的革命话语对她的社会身份进行了拔高，她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光荣的革命者，不在乎他们中伤，也不屑于她们的同情和眼泪。她不是真正的基于性解放意识对自己肉体所受的侮辱不在意，而是她用身体换来的革命身份的认可，使得她和革命的追随者(即村民代表的大众)不处于平等对话的位置。面对他们，身体起到的作用是拒绝和抗议，拒绝他们以及传统伦理秩序对自身的定义和评价。可正如刘小枫所说：“革命只是为了改变没有自由、公义的社会制度，它无法消除个体在人生误会中的伤害或受伤。”当贞贞独自面对夏大宝时，面对曾经想过一起私奔的往日恋人时，身体则是表达感情和爱意的工具。她没办法借用革命身份对自己进行拔高，本土的传统贞操观念复现，她重新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被萦绕在失贞痛苦中的农村姑娘，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面对夏大宝，贞贞除了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气之外，还有一股很明显的自卑感，认为自身的不洁之躯不再配得上昔日恋人。
在此，革命话语再一次借用了贞贞的人生和身体，在贞贞以革命者身份和大众形成对立时，她能得到阶级身份提供的保护，但当贞贞以女性个体身份谋求婚恋幸福，试图回归到私人领域时，革命话语就像当初那座教堂一样，没有为她提供任何庇护和拯救。甚至这种庇护和拯救本身就会和革命形成一定的冲突。因为贞贞一旦以平等的心态接受了夏大宝，就无法形成对其身体的进一步借用。革命为贞贞提供的性解放渠道终究是虚幻的，只能为革命者的贞贞所用，而对于作为普通女性的贞贞，她身体所受过的伤害在一步步吞噬她的自信。在文本中，她直面了村民的不怀好意或是无用的同情，直面了父母的苦口婆心，也直面了“我”基于懂得的体贴，在这些直面中都体现出了她的韧性和果敢，但唯独没有写到她是如何面对夏大宝的，贞贞对夏大宝的爱恨交织，以及夏大宝对贞贞的不计前嫌和补偿心态，都是经过“我”的眼光传递出来的。
文本最后夏大宝去山上找贞贞，但两人具体发生了什么作者进行了留白，只是交代了一句“不知道他们怎么过的”。这份“直面的空白”，不也正暴露了回归女性主体身份的贞贞不知如何面对夏大宝的尴尬和迷茫？私人领域的贞贞谋求个人幸福的企图与她革命者身份的冲突，就以这种搁置的方式被囫囵处置了。
前文说到，相比较贞贞和日军暴行的冲突，贞贞和村民之间的矛盾更处于一种显性位置。而“我”和村民之间的对立也同样不容忽视。在“我”和阿桂刚到霞村的时候，作者用轻快的笔调写到美丽的天主教堂、小小的松林、整齐的窑洞以及绿色的树叶和柳林，“我意识到我很满意这村子的”。但随着贞贞故事的推进，作者的视角和情感发生了变化，进入眼帘的是“枯枝”“死寂的铅色的天”“坟边石碑”“烟似的轻雾”。在这过程中，作者也多次写到自己情绪的转变：散步过程中在杂货铺听到村民们对贞贞的闲言碎语之后，表示“这散步于我是不愉快的”。听到刘二娘她们对夏大宝的介绍之后，写到“我的休养计划怕不能完成了，为什么我的思绪这样乱？”再加上村里人的冷淡态度，作者对霞村的情感由满意滑向了别处——不满和批评。
《霞村》整篇故事，都是以第一人称书写，时间性的讲述占了绝大部分，空间性的描述少之又少，使得主体性格外突出。村民对贞贞的观看和评价，作者明显站在批判的立场。至于总是对贞贞表示同情的阿桂，作者同样不予正面评价。从一开始阿桂作为“大众”一员，和“我”在一起时，不好说话，使得一路都显得寂寞。但等到了霞村，她变得如鱼得水，变得爱说话爱交际，情感也变得格外充沛，为贞贞的遭遇献出了不少泪水。这其中的变化是因为她来到了适合自己的环境以及环境里都是同类人。而这种环境和环境里的人和“我”及贞贞是相对立的。最后两次提到阿桂是在“我”和贞贞深入了解之后：“我强制自己在灯下读了一个钟头的书，连睡得那么邻近的阿桂，也看她一眼，或问她一句，哪怕她老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声一声地叹息着。”“阿桂走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谁都不能缺少谁似的，一忽儿不见就会彼此挂念。”这两处描写明显体现出作者对阿桂存在的多余之感。
“当大众走出神的光圈具体地、一个个地出现在你面前时，你无法把他们与那个经过想象纯化的整体的大众联系在一起”。“我”从刚到霞村的满意到不满，和作者丁玲到延安的经历形成一个暗合。贞贞和当地村民之间的冲突，就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话语和传统乡土封建思想之间的冲突。对此不少学者做过探讨，在此不再细述。这是一个很合适的暗喻，一个被传统道德秩序排斥的女人和需要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同样的被他者劝服及坚持自我话语之间的挣扎。
“丁玲的‘向左转’并不表明五四时期表达方式的消失”。作为知识分子的丁玲，走出对大众的想象真正面对面接触之后，内心的个人话语复苏，不自觉地站在了批判大众的位置。在延安文化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丁玲，很清楚和大众的对立并不合法。她曾说过：“到陕北来了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也只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她为了把贞贞彻底塑造成一个集体的英雄，让她放弃了和夏大宝的俗世婚姻，走向了延安和革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掩盖。此时作者对革命的看法已不似刚到延安那般简单笃定，但仍将革命看作是一条能解救个人困境和苦难的光明之路。在面对要么革命要么婚恋的选择题时，他们都选择了前者。
不少学者在分析这个光明的尾巴时，都认为这反映了作者被组织怀疑政治立场的焦虑或是表露自己的立场为自己辩解。但其中被大家忽视的一点是，在贞贞的父母和乡人苦口婆心地劝她和夏大宝结婚的时候，“我”的举动是“我希望，你能听你娘……”“我希望那年轻人有快乐的一天”。即“我”基于对夏大宝的好感和同情，站在贞贞对立面希望她能和夏大宝结成连理，此刻“我”暂时和“大众”形成合谋，为着政治正确，“我”必须选择融入大众。所以，如果说贞贞的故事中隐藏着一个政治寓言的话，那隐藏的并非是作者在为自己的政治身份辩解，而是蕴含着知识分子到底是“化大众”还是“大众化”的选择问题。如果隐藏的是前者，那文中的“我”应该一开始就支持贞贞奔赴延安，而不是劝她留在霞村和夏大宝结婚。
最终贞贞选择了拒绝回归传统伦理秩序，拒绝和霞村的大众为谋。文章最后说：“我觉得非常诧异，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我觉得她的确值得我去研究，我当时只能说出我赞成她的打算的话”。所谓“值得研究”指的大概就是经过贞贞的启发，我最终决定和贞贞一样，做一个坚定的“异已者”，拒绝认同农村封建意识形态，保持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这时，“不再赤裸裸地暴露作者的主观，而是通过具体的事实，通过客观、细腻地描写书中的每个人的语言、行动……成为分别带有个性的存在，栩栩如生地浮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可以感觉到作者的主观和感情。”丁玲在集体主义和革命话的缝隙中间，艰难地插入个人话语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文章以“我”和贞贞都离开霞村奔赴延安为终结，贞贞去了延安之后是被当作英雄欢迎还是依然得承受道德压力并没有提到。作者采用的处理方法和《在医院中》类似，是一种想象性的圆满。站在贞贞的角度，去延安她能得以逃脱乡人的道德审判和同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是一次值得期待和欣喜的新生。而对于重返延安的丁玲来说，她即将面对的却是一次格外艰难的跋涉和坚守。
总之，尽管文本中贞贞无疑是重要人物，但真正被表述的却是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贞贞只是一个被借用的躯壳，就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被借用以表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历程一样。“身体是自己的，只属于自己，因为它是自己的显示，再亲近的人都无法支配它”。这句话听起来力量感和信念感十足，但无论是现实中的女性还是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身体和命运都免不了被符号化、象征化。丁玲作为一名女性革命者，她身上鲜明地体现着革命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她寄希望于通过集体主义去克服现代人自我分裂的苦恼，但在表现大众的过程中，自我存在和环境的冲突仍然无法解决，这也为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的政治批判埋下了伏笔。
在《霞村》文本中，作者并无意借以呈现女性身体承受的苦难来探索女性解放之路的方向，主人公贞贞的言行驱动力并非来自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她想借贞贞身体表达的，是一个关乎政治和革命的寓言，以及自身在两种不同革命话语之间的挣扎。在革命话语对女性问题的遮蔽中，“个人的身体要么成了肥皂泡，要么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垫脚石。”——女性的声音和身体被纳入国家民族革命等宏观话语中的实例，又多了一个鲜明的标本。
①此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是郜元宝教授于2008年发在《文艺争鸣》第4期的《都是辩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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