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深刻根源：勇于自我革命

冷模 杨庆东

自我革命是人和人的共同体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表现，是作为实践者的人的个体或共同体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出现偏差后，果断进行纠正的行动，也是主体通过自我调整适应和正确驾驭现实的过程。随着对自我革命本质和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自我革命，从而永葆生机活力，并在不同阶段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价值、经验和政治四个逻辑的角度。现有研究主要出发点都将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党为适应外部条件变化，作为方法论而进行的自觉行动，忽略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能成功的深刻根源。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依据独特机理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深刻根源。正是依据独特的机理，中国共产党借助自我革命及时治愈了自己的病疾，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保持了充分的活力和领导力，始终把中国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责任很好地承担起来，进而启示在新发展阶段、新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如何发扬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所依据的独特机理

（一）坚守初心使命

初心使命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同时也是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可以说就是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贯穿在党的奋斗历程当中，所谋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为了践行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身上的缺点没有什么是不能抛弃的。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面对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初心使命為目标，自觉检视不足，改正错误，不断发展，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在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提出“进京赶考路”，特别是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依然做到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做到重大变革关头敢于破除既有体制机制障碍，敢于对党内既得利益集团下手，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解决了一党长期执政下自我监督这一世界性难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党的自我革命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力武器。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世界观是方法论的基础和理论支撑，在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党的建设学说及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当中形成了自身关于自我革命的一系列丰富思想成果。《共产党宣言》系统阐释了无产阶级的任务和革命愿景，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是彻底的革命阶级，面对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除了采取革命的手段，别无他法。也正是坚持这样的革命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当中，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惧怕任何错误思想，以坚决的革命姿态，勇于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断指导和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列宁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其“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也继承了这一批判性和革命性。在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中，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前进方向，共产党人具有与一切阻碍共产主义革命的因素彻底斗争和革命的精神、作为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者，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敢于抛弃身上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敢于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运用在自己身上，敢于刀刃向内，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清除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也正是在一次次的自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三）正确处理领导核心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遵义会议以前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中央”，这里所说的成熟，一是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二是学会独立自主处理中国革命事务;三是懂得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这些要素中最关键的是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形成有威信的中央。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毛泽东这个领导核心，并开始形成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主要成员的中央军事领导集体，中央的威信和集中统一领导能力越来越强。

但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本领恐慌”，再加上“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2]。因此，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新的环境，首先致力于解放思想;其次是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也要改善党的领导，重新确立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好领袖与党的关系，提出“必须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3]。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又注意到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4]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5]，并不断地探索正确处理领导核心、中央领导权威、中央权威、民主集中制四者之间的关系，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这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四）不断自觉优化自身建设的方法论

从党的建设历程来看，从一开始就能自觉运用自我革命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能够领导和完成不同阶段的社会革命，同样也能将“革命”用在自身。“八七”会议解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革除了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习气;延安整风“革”了教条主义的思想错误;建国初期的整风以及“三反”运动整顿了党风，净化了组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革除了长期束缚广大党员干部的“左”的错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对革命时期新党员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现实，提出了思想建党，解决了农民占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的问题;针对部分党员干部蜕化，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清除了不合格党员;面对思想上的束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每一个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都能“稳坐钓鱼台”，并不断强身健体，革除身上不适应时代任务的弊端和习气，正是得益于百年党的建设历程中路径选择的自觉。E6C9EB9C-7097-4C73-B0BB-0DA56B28760D

二、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发展

（一）在勇于斗争中谋取发展

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锤炼党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并不断地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当中自觉使用这一武器，革故鼎新，不断成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段时期，党内围绕着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不要夺取领导权、要不要争取农民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要不要争取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分清革命中的团结对象问题以及要不要掌握革命武装、要不要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展开争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我革命的实践。但到1927年，还未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在自我革命中推动党的发展，也不懂得如何识别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指出，发动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大规模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反对当时基于革命实践而作出游击战争的策略，指责游击战争是一种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必然失败的战争策略，在白区一再坚持“城市中心主义”，客观上推动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发展，加上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极大地干扰了“红区”“白区”的革命工作，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独立自主的探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摆脱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的影响，直面党的错误，实现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正是坚持了这样的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此后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开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发展道路，不断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推向更高水平。

（二）在直面问题中取得发展

矛盾具有普遍性，“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6]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必须要在自我革命当中完成，正是在不断斗争当中实现了从幼稚到成熟，从成熟到壮大的变化。延安时期，王明依然不断宣传其“左”的错误思想，以及在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拒绝纠正的一系列行为提醒党中央，教条主义在全党的影响还未根本消除，全党必须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彻底将其清除，才能让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要注意的是，自我革命不是簡单地以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手段或目标，最终是为了使党变得更强大更团结。在延安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团结，标准是把党斗好，不是斗翻，这次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7]。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又一次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勇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被耽误了十年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敢于破除“两个凡是”，从思想、组织上消除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做了平反，恢复了大批党员干部的声誉。作为解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功与过做了科学评价，实事求是地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次自我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以往的成就和错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一次显示出了党对自我革命的自觉。

（三）在领导人民事业前进中不断发展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从诞生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追求。基于自我革命的底气，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党内问题，推动制度建设，从而保证刀刃向内。1989年，面对改革开放中党出现的新问题，党中央相继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等文件，决心推进新条件下党的建设。坚持从制度、纪律上高压反腐，“刀刃向内”，净化机体，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坚定不移推进党的建设。以一系列党内法规和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着重聚焦领导干部对权力的滥用，专项治理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刻明白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拿出了自我革命的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破除党内妄图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团团伙伙，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科学总结党的建设经验，从政治、思想、组织严抓党的建设，确定了一个领导核心，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向既得利益集团动刀子，破解党内存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历程的启示

（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时就指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革除了自身在思想上存在的唯共产国际、唯苏联教条的习气，使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指导力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同样地，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区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时代之问，不解决好、不回答好这些问题，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会停滞不前，广大党员干部就会徘徊不前。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后，我们逐步破除了束缚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两个凡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继续解决了思想上关于“姓‘资姓‘社”“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争论，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什么、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了适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开展党的建设等根本问题。现在，这个中国化我们仍然必须向前推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审时度势，直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当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足实际问题，以推动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为目标。E6C9EB9C-7097-4C73-B0BB-0DA56B28760D

（二）始终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0]。在任何历史时期，我们都必须自觉拿起自我革命这一强大武器，敢于管党治党、刀刃向内，勇于斗争以求得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但是自我革命绝不以牺牲党的团结统一为前提，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团结，党就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所以，遵义会议以后，我们陆续摆脱了过去一些同志主张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逐渐形成“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在斗争中逐渐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以此实现全党的统一思想和团结一致。

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我们将其当作一个根本性手段，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党内错误的斗争态度，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促进团结为前提，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最终实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并使延安整风达到预想的目标，为以后的党内斗争提供了经典范例。毛泽东指出，正是因为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才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在全面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时，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伟大斗争”的必要性，同时也建立和完善了开展斗争的相关制度，这就是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正确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遵守国家法律，使斗争尽可能在制度化基础上进行。在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依靠、落实这些制度，使毛澤东所提出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期望的“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得以创造和保持。

（三）保证党的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贯穿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当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全面总结党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方针策略以及共产党人的修养问题，提出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建设，并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当中逐步加强了党的建设，保证党能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聚焦于执政党这个定位，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整党运动，进一步净化、纯洁了党组织。面对市场经济对党的侵蚀，邓小平开始思考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对党的建设逐步走向科学化和制度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提出必须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随着实践的发展，进一步系统性地从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方面推进党的建设，提出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目标。根据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党的十六大以后，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党的建设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勇于自我革命，出台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推进制度建党，从而确保了党建目标的实现。一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领导核心，推进党的建设必须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步进行，只有驾驭住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才能确保党成为各项事业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迈入深水区，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愈加复杂，如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适应社会的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考验。我们必须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一以贯之地充分调动自己独特的机理，不断推动自我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提供坚强保障。我们必须在反腐败问题上警钟长鸣，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廉洁问题上过得硬，在艰苦创业上过得硬;我们必须根据实践不断完善各方面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使权力不该用时被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该用时经得起过程监督和事后审查，正确运用于预设的目的，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基金项目：云南省党内法规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云南推进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2YNDNFG16）;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云南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QN20211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联动效应及防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D201901）;云南省委党校系统课题“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精神实质对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1.

[2]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91.

[3]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18.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9.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0.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

[7]郭德宏.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125.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9.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90.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51.

作  者：冷模，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讲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杨庆东，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二级教授，《云南行政学院学报》副主编

责任编辑：胡 越E6C9EB9C-7097-4C73-B0BB-0DA56B2876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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