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塑造三部曲等
时间：2021-06-27 04: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形象塑造三部曲
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加深对世界、对西方，甚至对不友好态度的观察与了解。不可否认，西方有人误读中国，而中国也有人误解西方，“对他人”的偏见换不来他人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只能换来“他人的”偏见。
其次是加强对中国实际和大国形象的文化传播，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将更全面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是让世人客观认识中国、消除误解的基础和前提。
第三是改善塑造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方式方法，让世人更加容易亲近和接受中国形象。（据卢荻秋 文）
“盛世”中国的历史警示
在“盛极而衰”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是统治者后继乏人。国家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注入活力，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再加以正确的政策指导。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能长久地维持繁荣富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最终都趋向守成。二是统治集团丧失忧患意识。唐太宗执政早期尚能听从魏征的劝告，居安思危。后来，他滋生自满心理，逐渐走向奢靡，在纳谏、用人、执法方面不如以前那样清醒和公正。三是统治阶级固步自封，看不到世界发展大势。大清盛世的缔造者盲目乐观，沉湎于荣华富贵，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进步潮流的肇端。（据岑大利文）
以人文关怀拯救人的精神世界仍然艰难
为什么人们会成为“物欲症”的牺牲品？这当然与人性的弱点有关：在生产力与技术的支持下，物质主义给人带来了安逸和快乐，在给人提供“即刻满足”的同时，也就把人驱赶上一条贪得无厌的不归路，而人的感觉在贪欲中不断弱化了。
在哲学上，这种现象被概括为人文精神的失落，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抑，人的异化等等命题，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的倾向是主张以人文关怀反思物欲主义。所谓人文关怀，即是以人的本性、人生的意义去追问人的行为的终极价值。人文关怀的形式或哲学，或宗教，或审美。
实际上，这就是从18世纪席勒开始的审美自由的命题，可惜的是，“文化工业”畸形的发展使审美自由也正在成为物欲主义的帮凶，以人文关怀拯救人的精神世界仍然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据黄力之文）
文明是世界政治中的慢变量
文化和文明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发展的。然而，它是世界政治中的慢变量，其变化是缓慢的和逐渐的。人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怀抱着对未来的希望，培养一种对话的文化，在对话中达成更多的相互理解。一种对话的文化意味着对话成为了一种习惯，当问题和疑虑产生时首先想到对话，借助于对话，通过对话和说服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动辄诉诸强力，用强力来压服。使用强力虽可能收效于一时，但其效力终究是短暂的，问题还会延续和潜伏着，一旦条件具备时还会爆发。相反，经由对话达成的解决办法看起来缓慢，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但往往是更为有效、更具有持久性的解决。（据任晓文）
中国当前的婚姻态势及变化趋势
通过对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内地人口粗离婚率逐年升高，1985年我国内地的粗离婚率只有0.44%，1995年增长到了0.88%，2003年达到1.05%，2005年达到1.37%。这既有人们婚姻观念变化的因素，也受到我国婚龄人口供给的影响。我国每年登记结婚的对数在逐步减少，而离婚率在迅速上升。 （据张翼文）
房地产暴利时代是否终结？
由头：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述评称，目前无论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层面还是需求层面，都不支持房价持续高涨，“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在长达10年的房价上涨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向理性回归”。
断言房地产暴利已终结是不是早了点？
房价的小幅下跌远不足以消解连续10年上涨带来的暴利。除了极少数富人外，房价还是绝大多数消费者难以承受的，许多消费者在买房的同时也成为“房奴”，这不能称得上是暴利时代的终结。
谨防国家决策被一些利益集团忽悠
要使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有关部门不仅仅要看相关数据，还应当多深入到普通群众中去做调查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和信息，谨防国家决策被一些利益集团所忽悠。
“房地产暴利时代终结”阻力在哪？
政府还得通过尽快推出公平公正的物业税或不动产税、推出住房闲置税等税收政策来平衡房地产市场利益关系，来让中国每一个民众真正分享发展成果。到了那个时候，房地产市场价格才能全面理性回归，中国房地产市场暴利模式才能真正终结。
省长电话公布之后
由头：为贯彻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江西省人民政府以短信和在网上发布的方式，公布江西省政府省长、副省长和南昌市长的电话。据介绍，打进电话的民众反映的问题不仅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包括其他的百姓民生各类问题。此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现代社会是注重分工的，行政系统的权力是分层级的，作为一省、一市行政主官，理应是从当地经济发展、民生发展大处着眼，全局出发；而不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江西省如此举措，只具象征意义，传达出政府对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问题十分重视的信息，但也仅此，难切实用。
凡事都要高官出面或是发话，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个现象说明在省级以下的一些政府机构中，存在着某种人为的惰性，这种工作方式显然充满了对高官指示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