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时间：2021-06-19 00:03: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延安文人；文人书法；书法文化；第三文本；文化创造
中图分类号：I206.6；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25－08
收稿日期：2011－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ll3)
作者简介：李继凯，男，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个连纸张和笔墨都非常稀缺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个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却产生了很多文化奇迹。其中，延安文人(文化人)包括作家参与创造的书法文化，就堪称是一个绚烂的文化奇迹。颇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延安时期书法文化的关注却很少见，相关的整体性深入探讨更是几近空白，多本中国现代书法史或民国书法史也都不涉延安书法。过去，人们研究延安文艺，也极少有人涉论书法，仿佛“延安文艺”概念中就根本没有书法这种样式。但事实上，延安人特别是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包括书法艺术还是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他们将文武之道与翰墨书写的结合，于艰苦奋斗中开辟了胜利道路和文化家园。对此，我们理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和认真的探讨。
一
从地理上讲延安有广义的延安和狭义的延安，从文化及艺术角度看则更是如此。“文化延安”或“延安文化”可以包含跨时空的能够体现延安精神、延安范式的精神文化及文学艺术。于是延安文艺研究不仅需要狭义的延安文艺本体方面的研究，也需要超越时空局限的“广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鉴赏，更需要以宽阔而又超越的学术眼光进行拓展性的相关文化研究。其间既要有革命文化研究的维度，也要有传统文化研究的维度，更要有古今中外汇通融合的文化视域和相应的深入研究。为此，我们既要秉承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人民立场的学术传统，也要葆有宽广通达、兼顾兼容的“经权并存”意识。当年延安人尤其是延安文人既有经久性规律性层面的文化追求，也有权宜之计的工具性的文化操作，体现在书法实践上，延安文人也采取了“经权并存”的应对策略。这里实际也存在着文化策略上的考量，兼顾经权，顾及久暂，随顺大局，则书为要事，亦为乐事。特别是在认真考量延安文人的书法实践时，尤其需要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很有必要从广义的“文人”、“书法文化”及“文武之道”等概念出发，认真审视延安时期的文人多样性及其书法文化的丰富性。
延安是一座有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积淀的古城。彰显书法文化的传统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延安旧城墙各门如安定门、安澜门等的题名就皆用书法样式书写，延安或陕西本地文人魏野畴翻译《美国史》即以隶书题写书名，革命先驱者创办的《陕北新声》《共进》等期刊亦用隶书题写刊名，刘志丹、李子洲等人也通于国学及书法，贴春联、刷标语、树招牌也多用毛笔书法，显示着对国粹文化的自然继承。笔者曾指出：“作为中国文化骄子的书法是完全彻底的‘国粹’，中国人围绕书法艺术而展开的有关活动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文化。”这种书法文化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文艺样式、文化形态都有着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联系，即使在战争年代的延安也维系甚至加强了这种联系。
透过历史烟云，我们看到了武器与纺车的同在，看到了领袖和群众的和谐，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剑锋与笔锋的合力，看到了在刀光剑影中领袖、文人、工农兵群众积极参与瀚海弄潮的文化奇观，也看到了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革命理想和“与时运相济”的文艺方向。在历史上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延安时期，能够濡翰挥毫的人们都在那个也是极为艰苦的岁月里，惜纸如银，惜墨如金，用鲜血生命和精神意志书写了灿烂不朽的篇章。尽管当时情势困窘异常，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他们还是拼力地书写着，用毛笔、钢笔等写出了来自心中的诗文、真言、誓语以及他们认可的各类文句，为延安文化或革命文化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即使在不少心存偏见的人看来，也往往会疑问频生，很难相信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竟然会产生那么多不朽的篇章和难以磨灭的墨迹及文武兼备的人才。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这样命名：“延安书法：武人世界中的文人气象”。从这奇特而非纯粹的文人气象中，我们固然可以领略到文人的“武化”(如“鲁艺”的文人们普遍成为文武兼备的战士，即使比较难得的女性文艺工作者如丁玲、莫耶们也由“昨天文小姐”大变为“今日武将军”了)，但同时也可以领略到武人的“文化”(如彭德怀挥毫力荐赵树理小说、“红军书法家”舒同、“军内一支笔”的郭化若以及军人习字学文化所形成的风潮)。因此可以说，文人的“武化”、军人的“文化”以及工农兵学习“文化”的延安现象，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内含着“变则通”的文化哲学逻辑，也印证着延安道路其实正是一条文武兼备、聚力发力之路!而从延安文人创造的翰墨世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奋斗的神圣与艰辛，武人或战士的革命激情及其雄浑之气，尽管似乎少有某些人概念中的儒雅、秀逸甚至温馨，但却自有别样的凝重、热烈甚至沉雄，字里行间透出某种令人感叹不已的英雄气概。
我们知道，文人书法，自古即有，却在一个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边区”或被封锁的根据地展示了某种现代的风姿，个体性与革命性的结合显示了有为的延安文人书法面貌。蓦然回首，就在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亦即政治和军事为主导的时期，毛泽东却充分意识到了文化战线的存在和文化文艺的伟力，由衷而来的善待文人的话语及行为激发了很多文人的创造潜力，不仅出色完成了他们承担的各种文化任务，而且通过书写活动，创造了很多具有艺术意味和纪念意义的“墨宝”。虽然岁月无情，战火酷烈，泯灭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稿和墨迹，令人感到延安文人墨宝的珍稀，然而经过多方努力，仍有一些延安文人书法的真迹存世并被保存和传播开来。这本身就堪称奇迹。当今天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就会将各种书迹之象与革命奇迹联系起来，因为那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字书写、书法书写都强调实用，甚至常与经国大业联系起来，追求立象以不朽，将书写视为“立人”、“立国”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由此，文人的翰墨生涯实际就是其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延安文人遗墨尤其是作家手稿，无疑也以实用见长，同时也是他们生命的留存和见证，不仅是他们文化生命书写的“真迹”，而且是非常宝贵的“第三文本”，由此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包括书法文化方面进行解读。中国现代书法史不能无视、忽视延安，忽视延安文人的整体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