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控制问题探究
时间：2021-04-06 16:03: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社会控制是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能动的行为,是社会采取各类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对个人的违规行为和越轨行为进行约束和调控,使社会秩序得到良好维护。农村作为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结构,控制机制更为复杂,特别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控制面临着新的转向。
[关键词]距离;共同体;社会控制
布莱克在《法律运作行为》中认为:社会控制是指社会主体接受社会价值、原则、规范,其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社会控制的手段包括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国家法与其他社会控制之间存在变量关系,法的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形式成反比。在中国农村这片广大的基层里,国家倡导村民自治,以民间法为主导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国家法之间存在着复杂动态的变量关系。
提到乡土社会,一般地认为是农村,①总离不开一个土字,正是这种与土地依附关系的强弱不同,人们划分出农村与城市二元的社会结构。②学者在探讨民间习惯或民间法时总是从农村中寻找。笔者承认农村大量存在着“无需法律的秩序”,而且至今发挥着良好的作用,应予珍视。但在目前就法律在农村运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有学者把农村与法治拉开距离,笔者表示疑虑。农村弱化了法律控制,抬高其他控制手段是否可行真能运行良好?笔者的立场是农村中非法律的社会控制正在过将要受到挑战,这种挑战除了外来的压力外,更是由于其内在机理的自我消退,最终农村还是将回到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笔者的立场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无法回避的距离差距,将会造成价值共识的难以统一,使基于价值共识构建的非法律社会控制体系将无依存之地。最终只有回到法律为主的社会控制阶段,否则农村将是一片让人心痛的灰色地带。农村的距离差距主要是由于人员的流动造成,如农民工、移民新村等。以下详述之:
一、距离与价值共识
距离问题是一个值得各学科探讨的话题。除了数学、地理等表示客观量化意义外,整个人类演化史与距离也休戚相关。首先,为了求生,一切生命个体都要同其他个体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使得安全感增强,恐惧感减弱。人类在生存,特别是对抗大自然时,光靠个人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加强个体间的紧密性,减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阶级距离。现代社会随着个性的发展,人与人的距离扩大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要人的距离拉近了,人的意识和行为处在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中,人们的群体意识得以增强,最后形成了两种结合模式:一是共同体;一是社会。相对于社会,共同体是一种有机的、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和古老的结合。对于以结合方式不同而产生的类型化的共同体,人们对于共同体共同特性强弱程度理解的不同建构了差序性特点。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石头扔进水里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的比喻,共同体范围也是可伸缩的,尽管不一定都是同心圆。甚至因为差序-共同体和社会两极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③
农村正是以共同体的形式结合,村里人门挨门,户靠户,形成村落而居,有的村落由大家族组成,在共同的祖宗,逐渐分家形成,因此村落主要有一个或几个姓氏为主。因此农村作为共同体有地缘因素外还有血统因素等。这些将他们紧紧联合起来,相互了解产生信任,进而对事物达成共识,对共识的认可和遵守经过长期的保留和继承,成为风俗。一些具有规范意义的习俗成为维护农村社会运转的社会控制手段,主要是道德、习惯、宗教。这种价值共识维系着相知相识的人们,即熟人社会。
人们在彼此不相知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结成的团体总不是自然亲密的,社会这种模式正是应了在没有达成共识的陌生人之间的联合。因为彼此不相识即丢掉了羞耻心,维系交往的最后只能依靠作为标签的强制性法律。因此法律调整的是陌生人的社会。
简略的表述是:
近距离-易达成共识-非法律的社会控制-熟人社会
远距离-难达成共识-基于法律的社会控制-陌生人社会
在此表述中,笔者认为正是这一连贯链环维系着农村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繁衍下来,成为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稳定社会。当国家作为“外来者“用法律来调控这块地方时,这个已自有一套控制手段的地方必然会两方的发生撕扯,这种撕扯背后就是已稳定不变的价值观与法律所推行的价值观的不统一。这种撕扯可认为是外来力量对农村中非法律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冲击。
这种控制手段的内部消退则是社会本身,其成员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和变动。这种疏远正从内部来消耗非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力量。表现在:
(一)成员变动
成员的流动包括成员的外流和非成员的进入。成员的流动意味着这一共同体不再固守土地。成员的流动形式主要有农民工等。以农民工为例,今天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流动人口,据国家统计局、农业部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一点二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两亿人。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递增。④他们作为劳动力涌向城市,受到另一种规则的约束,传统的村规民约不再起作用,加上生活习性的转变,最终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转变。当他们回到农村,转变的思维挑战着本视为理所应当的村规民约,这种控制手段的力度将被削弱。笔者曾在一期叫《情感传奇》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农村女孩外出打工后与一同姓男子相恋,在结婚时受到女方村族人的阻挠,因为当地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激烈的冲突,最后的结果是女方一家人在村里难以抬头,被逼与女孩断绝关系,女孩毅然求助媒体据以力争,挑战旧有习俗并认为村里断绝自己与家里关系无依据。这样的事例让人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冲突在现在和将来仍会存在和继续下去。当成员们不再认可传统的村规民约后,其控制力何在?
今天我们仍旧认为农村是个淳朴之地,但很难说它仍能像過去那样夜不闭户。如果说人口高速流动和彼此陌生,使人更容易抛开面子,降低自己的道德约束。那么农村的犯罪问题又是为哪般呢?比如有的农村的盗窃猖獗程度更甚于城市,这种有违淳朴民风的行为肆行农村,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农民的防范心理在提高,信任感在下降,因为原本的控制手段出了问题是产生的这样的现象的原因之一,城里人到农村犯罪的总不是多数,考虑到诸如环境熟悉程度和犯罪成本,城里人到乡下犯罪大抵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如果是附近的村里人或本村人所为却正好说明了原先价值评判体系的弱化和控制力度的下降,使人们敢于对抗,这种对抗最后往往升级为刑事犯罪。
(二)共同体的变动
共同体的变动主要表现有建立移民新村。现在国家对农村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把一些生存条件恶劣、发展无望的村落或国家建设需要转移的村落,国家给予扶持,建立移民新村。这种迁徙也会影响到村落内部关系的变化。因为迁徙不可避免的造成部分人的离开,如固守原地或另觅他处。也不可避免部分人的加入,如村与村的合并。这种调整变化使人们的观念需要重新的统一,所谓的新村,不仅指其环境的变化,其群体内价值观也处于变化中,不可避免的弱化甚至抛掉了原本约定俗成的民间法,因此其控制力度可想而知。在这些地方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往往最后更容易采取符合国家需要的政策和法律,完成了社会控制手段的转变。
二、控制手段之转变
笔者认为,正是农村里现有的距离变动,使得其原本的非法律的社会控制手段正在经受挑战并趋向瓦解,但是否真能顺利实现有非法律社会控制向法律社会控制的转变却令人担忧,因为它可能有两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