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监督“合理怀疑”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时间：2021-03-06 16: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法律电影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怒汉》作为经典的法律电影之一，以一起刑事杀人案件为切入点，由12位来至不同职业非懂法的普通人组成陪审团，围绕该少年是否应当承担杀父的刑事责任展开激烈讨论，从而揭示了美国陪审团制度下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运用。本文将通过探析电影之中陪审团所展现合理怀疑的运用，以此为连接点，联系网络舆论在热点案件中所特有的“合理怀疑”，分析该种“合理怀疑”适度与过度之界线，以及对案件结果和司法公正的影响。
　　关键词合理怀疑网络舆论监督热点案例司法公正
　　作者简介：张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D9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15-04
　　各国法律电影的基础均是根植于各国的司法制度，1957年美国版的《十二怒汉》讲述的是一个在平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午夜谋杀其生父，证人和证物均已呈堂，按理被判处一级谋杀死刑是板上钉钉之事，但根据美国当时的法律，需要陪审团在庭审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男孩是被送上电椅还是无罪释放。影片中十二位陪审员在一个狭小密闭的房间里进行六天讨论，其中11人基于私人原因和从众心理均支持男孩应判处死刑，认为他谋杀自己的生父是极其恶劣且不可原谅的。只有八号陪审员对证据提出了合理怀疑，虽然他并不能肯定男孩没有杀害其父，但他确信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完全证明男孩就是凶手。基于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意味着不能判处男孩死刑，应该无罪释放。因此，八号陪审员的出现使得整个案件结果反转，随后又进行了多轮的投票和辩论。最终，十二位陪审员均认为无法排除合理怀疑，达成一致意见男孩无罪。影片完整地展现了合理怀疑的运用，以此作为连接点。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网络舆论作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监督方式，特别是对于一些热点争议案件，网络均会在第一时间介入，不同群体的人会对案件作出自己的评判。这些评判往往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和司法决策有导向性作用。对于如此特殊司法监督方式下的“合理怀疑”，也有适度与过度的界线，因此，通过对《十二怒汉》案情的感悟，并结合现实的热点案例来分析得出结论。
　　一、陪审团制度下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对最后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可见陪审团存在的地位和意义都十分重要，陪审团制度的核心之一就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运用。
　　（一）合理怀疑的概述
　　对于一起刑事案件，在经过法庭审判以后，则进入庭后陪审团合议阶段。陪审员需要对法庭上控方所提供的现有证据进行分析和认定，从而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整个合议过程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陪审员适用怎样的标准来判定是否有罪？换一个角度理解，这个标准同时也是控方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即当所有的证据达到该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证明力，从而证明被告有罪。在美国，这个标准即是排除合理怀疑。
　　首先，关于合理怀疑的界定。法律并没有要求排除所有的怀疑，合理的怀疑是指陪审员在对现有证据进行仔细、公正的考虑后，基于普通人的理性和一般常理所提出的质疑，这种质疑不是自己想象凭空构造的，提出质疑后需要有相应的论据进行支撑。因此，合理怀疑不是简单的凭自己感觉的猜测，是具有一定证明力的合理质疑、怀疑。在整部影片中，八号陪审员充分的展示了自己对于整个案件的合理怀疑。他对案件中关键性的证据进行分析：一是居住在对面妇女的证言，妇女举证说她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见男孩杀父全过程；二是与男孩同住一栋楼（楼下）的老人证明，当晚听见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的声音，他在15秒内跑到楼梯口时看见男孩出去；三是唯一的物证，即一把带有独特花纹的刀，店铺老板能证明他出售给了男孩。根据上述证据，看似男孩杀父已是不可狡辩的事实，但是八号陪审员经过仔细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妇女的证言，由于当时已是午夜，妇女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患有近视的人一般睡觉会取下眼镜，那么在没有戴眼镜的情况想要透过火车窗户看清对面情况，不具有说服力。其次，对于老人的证言，由于老人有一只脚行动不便，经过陪审员现场模拟测试，即使再快也不可能在15秒内到达门口，因此，这个证言显然存在有矛盾。最后，对于作案的凶器，八号陪审员在同样的街区买到了一把一模一样的刀，他认为虽然不能否认男孩买了刀，但至少可以说明这种刀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到的，那么就说明凶手不一定是男孩的可能性存在。八号陪审员通过对关键证据进行分析，提出了自己对证据之间矛盾和不合理之处的质疑，并且对自己所提出的怀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证明和说理，从而也就形成了所说的合理怀疑。
　　“如果你们能够提出合理的怀疑，从而无法确定被告是否有罪，那么基于这个合理怀疑，你们必须判决被告无罪；如果你们找不到合理怀疑，那么你们必须基于自己的良知，判决被告有罪。但是，你们的决定必须一致。”这是影片开始时法官在陪审团进行评议前所作出的指导性意见。从本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陪审团在对案件裁决时采取“全体一致裁决原则”，与我国的合议庭采取的“多数决原则”存在巨大差距。合理怀疑的存在是从反面说明现有证据证明力度不够，没有达到定罪的唯一性程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如果要作出有罪裁决，必须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陪审员要基于自己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所有证据进行分析、讨论，如果可以排除任何的合理怀疑，从而形成一种内心的道德确信，毫不犹豫的肯定罪犯的唯一性。那么此时就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最终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一旦无法完全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说明案件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则不能对被告作出有罪裁决。任何人在被定罪前都是推定为无罪的，不能根据自己的感觉或者不具有完全证明力的证据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
　　（二）合理怀疑存在的意义
　　陪审员作为排除合理怀疑的主体，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也不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将决定案件结果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体现了僵硬司法框架下灵活性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司法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对司法的参与权、发言权。对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基本要求是追诉犯罪，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惩治恶行，终极目标是保障各方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每个案件都能得到合理的处置。由于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相关法律工作者极易渗透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对被告形成有罪的暗示，往往失去理性的判断。而一旦形成错案，后果往往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对被告的伤害不仅仅是财产，更有可能是被告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因此有陪审团的存在，他们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探析案件，基于一个普通人的理性去分析，进行合理的怀疑，这样更加有利于保障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因此，合理怀疑的存在可以从另一个反向角度去探析案件，在独立于司法审判之外给予当事人一种特殊的援助。正如影片中的八号陪审员，虽然他不能举证证明男孩没有杀害其父，但是他通过分析推理对证据进行合理怀疑，从反面说明现有证据证明力不足，从而不能轻易判处男孩死刑。可能男孩确实杀害了父亲，但是只要不能达到结论的唯一性就不能任意定罪，因为牵涉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故合理怀疑对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可能没有很大帮助，但体现一种程序上的正义性，保障基本自由权、生命权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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