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和【我的妻子张允和】
时间：2020-08-16 07:21: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有光 口述 李怀宇 整理 1933年4月30日，是我和张允和结婚的日子，即使我已一百多岁了。每年的4月30日。我仍然会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子。 我的老伴张允和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孩――“张家四姐妹”受到了当时比较好的教育。不仅是新的大学教育，传统国学的基础也比较好。叶圣陶在我岳父的学校教过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我就是那个幸福了一辈子的人，因为我娶了张允和。
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
那时，我们两家都在苏州，我的妹妹周俊人在张允和父亲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张允和是我妹妹的同学，常常来看我的妹妹，到我家来玩，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们家跟我们家距离不是太远，因为他们家跟学校是连起来的，很早我们就到他们家去玩了，所以他们家长很早就见过我，我不是特意去拜访的。父母对我很好，她的父亲当时应当说是很开通的，对儿女是主张恋爱自由，许多人用旧的方法到她们家说亲，她的父亲说：“婚姻让他们自己决定，父母不管。”她父亲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这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办得也很好，也是受蔡元培他们的影响。他的学校也是自由主义，请来的老师只要教书好，政治背景不管。当时也不知道，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机构就在他们学校成立，他也不管。
每到放假，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和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玩。经常从阊门到虎丘，有时步行，有时坐船，还骑车，骑驴，很好玩，又没有危险。就这样子一步一步，认识得深了。
我到上海读书，一段时间后，她也到了上海读书。后来更巧的是我到了杭州，她也到了杭州。这样常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慢慢地、自然地发展起来，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我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那时张允和还在上海，我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我记不清内容了，大概是他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这是一封很普通的信，却是我写给她的第一封。虽然我们在一起应该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她还是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同样大年纪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说这个信很普通，你不复他反而不好。自此我们就开始通信。其实那封信是我有意写的，但也可以说是无意写的，就是自然而然地写的。
后来张允和也到了杭州。杭州地方比较小，周围景致也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两个人的距离至少要有一尺，不能手牵手，那时候是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有趣的是，有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于是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张允和的嘴比较快，有什么要隐瞒的话，她也一下子就讲出来，人家说她是“快嘴李翠莲”。张允和学历史，她研究历史有条件，因为古文底子好，从小读古书，《孟子》能从头到尾背出来。她小时候古文比我读得多。她常常跟我讲读书的情况，她的读书时代比我晚一点，因此比我更自由。她读了许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另外一方面，她又受昆曲等中国古代文学影响。音乐方面，她喜欢中国古典音乐，我喜欢西洋音乐。她大学还没有毕业时，我毕业了。我跟她交朋友时，夏天请她到上海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在法租界的法国花园，一个人一个躺椅，躺着听，很贵，两个银元一张票。躺了半天她睡着了。这是一个笑话。她对西洋音乐不像我这么有兴趣，我对中国音乐不像她那么有兴趣。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
结婚前，我写信告诉她，说我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她说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独立，女人不依靠男人。她当时的思想比较开明。
不久我们就在上海结婚了，四姐妹里，她最早结婚。我们在上海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上海青年会，花了很少的钱。
她生产时我不在她身边
她婚后主要是教书。但她写文章也很有才气，当年有报纸请她编副刊。她有一篇文章传播得比较广――《女人不是花》，因为那时女的_T作还是很少，机关里若有一个女职员就会被叫做“花瓶”，编副刊是她的副业，她把写文章当成一种兴趣，
1933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了日本留学，因为我们都觉得时间是耽误不起的，
到日本刚一年，张允和就怀孕了，要回国生产。那时从日本到上海方便得不得了，坐一晚轮船就回来了。她回上海后，那里的亲戚朋友照顾她，我们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巧的是，我们的儿子是第二年4月30日出生的，刚刚一周年。张允和生孩子时，我还在日本，第二年才回来。当时亲戚们叫我不用回来，说他们在上海照顾得很好。
我从日本回来后，想找个工作。那时我并不打算长期在中国，而是预备到美国去读书。当时张允和在光华大学实验中学教书，因为这样的关系，光华大学希望我到光华大学去教书，于是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后来打仗了，打仗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去了重庆，她去了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
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了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我的老伴在成都教书时，那里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儿子的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也算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送我儿子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总算捡了一条命。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了一餐饭。
打仗很残酷，我们像所有老百姓一样经历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去了美国。
在美国，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周末我在大学里听课，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我内心很矛盾，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当时我在信托银行工作，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这些对于毕业生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张允和在Illinois大学读英国文学。在外国读书，选课很自由。我们的小孩没有同去，我主张中国青年要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才到美国去留学，否则中国文化水平不够，单是外国文化就不好了。所以把小孩留在中国，我的妈妈也不愿意到美国去。
我们在美国生活很好，也很紧张，特别是星期天，常常自己买了菜，做中国菜。中国朋友来，当中有名的朋友是老舍，他常常到我家来吃饭，还有罗常培、李方 桂。老舍会讲笑话，每个星期天都在我们家吃中国菜，开心得不得了。老舍的一本书由一个美国人翻成英文，销路挺好的，赚了钱给了老舍一万块，老舍就用这一万块钱到美国玩。罗常培、李方桂都在大学里教书，教语言学方面。他们都是有名的学者。
我不敢让张允和去工作
1949年6月，我们从美国回到上海，可以说是非常顺利，生活很好，当时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那是上海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
张允和后来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也是意外。那时她在上海教书，全国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却很认真地写了个两万字的意见，《人民日报》把她的意见登了出来，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因此把她请到北京来编辑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是叶圣陶，他本来就是张允和的老师。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有保姆，还不止一个，孩子由保姆来管，家里的事情她走开也没有关系。我们家不相互牵制，她到北京去，我还在上海。她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三反五反”，说她是“大老虎”。为什么呢?第一，我家虽然很穷，她的娘家却很有钱，是大地主：第二，“三反五反”要她把所有的信都交出去，她乖乖地把私人的信交了出去。她跟我通信当中有许多好玩的事情。比如有一个男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我从前非常爱你，我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张允和把这写信告诉我，让我猜猜这个人是谁。我就写信告诉她。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搞运动的人看了这些信觉得不得了，认为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就把她打成了“大老虎”。
她从没有经过这种事情，当真了，神经一紧张，生病了，叫做“牙周神经炎”，人要发烧。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到上海治病。这牙周炎想不到还很厉害，把牙整个拔掉了。重装牙齿要很长时间，她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说牙还没有好，要几个月才能回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给她写了一封信：你不要回来了。她看了信很不愉快。
后来我们一起到了北京，当时的文化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也知道张允和能力很强，单位就缺少张允和这样的人，就叫她去工作。我们研究了半天，我还是不敢让她去。我说：“不要做工作了，政治运动的波浪你受不了，没有送条命已经很好了。”因为她只能做工作，不能应付政治的波动。再碰到政治波动，搞不好真会没有命了。后来果然不断搞运动，而且搞到“文化大革命”，如果她去工作，那真是死路一条，因为她这个人比较脆弱，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她在北京，一边写写文章，一边研究昆曲，跟俞平伯他们一起搞昆曲研习社，后来俞平伯不做社长了，让她做，她做得很愉快。
我们每个星期听一次昆曲，周末去看戏，那时各地的好戏都到北京来演出，戏曲界我有很多朋友，有好戏，戏票早给我准备了。有时候看戏看到夜里12点以后我们才回来，那时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愉快，
那时，北京几个重要的昆曲演员常到我们家来，南京、杭州的重要演员也到我们家来，我们都跟他们做朋友。张允和写了好些关于昆曲的文章。人家很喜欢看，台湾对昆曲热心的人很多，还把她的文章拿到台湾发表。
张允和在曲会里不仅没有收入，我们还贴钱。曲会在现在王府井商务印书馆的地方，里面还有小的演出剧场，中央很多有名的人都来看。周总理常常来看戏。
1976年以后，我在家看书，写文章，把研究工作一点点地做完。张允和在另一个房间，也看书，写文章。她搞她的，我搞我的。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了昆曲研习社，她负责昆曲研习社的工作。他们自己唱，主要在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地方演出，里面有小型的演戏设备，我的妈妈也喜欢昆曲，也常常去看。而我在家里安安静静做学问。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出了很多书，其实那些书在那时候已经弄好，后来只是重新审读一遍。
我和张允和始终“举杯齐眉”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那年她九十三岁。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过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她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都要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变，这虽是一个小事情，但却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和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是有好处的。因为，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是在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一直很平坦。
我们结婚时，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责任编辑 陈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