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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丧葬观:孔墨丧葬观不同的原因

    时间:2019-01-04 03:38: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中国的厚葬之风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大量的资料可以证明孔子是丧葬礼仪的研究者和传承者,而不是厚葬的倡导者。孔子从没提倡过厚葬,相反,他是重孝养轻丧葬的倡导者;但由于礼的自相矛盾和礼的束缚,他反对厚葬的力度远不如其他薄葬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关键词: 孔子 孝养 厚葬 简葬
      
      如今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的厚葬之风源于儒家老祖宗孔子,可据我们所能阅读到的有关孔子的一些资料看来,这么说对孔子而言是有失公允的。理由如下。
      一、孔子重孝养轻丧葬
      礼仪研究是孔子一生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丧葬礼仪由于受夏商两代,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差异的影响,在周代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状态。孔子及其弟子经常为他人主持葬礼,因而留下了很多有关丧葬的资料,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从来就没有提倡过厚葬。相反,孔子一直是提倡简葬薄葬的,对葬礼的运用也是灵活变通的。
      1.孔子更重视孝养
      如何处理孝养与丧葬的关系?穷人如何孝敬父母?孔子与学生对此有一段对话:一天,子路感叹道:“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子路的父母死得比较早,那时他们家也很穷。子路做官后一直为自己当年没能很好地赡养和安葬父母而内疚。孔子告诉他:“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为礼。”[1]P189意思是:吃粗粮,喝白水,能让父母开心,这就是孝。(父母死了)整理好他们的遗体,随即下葬而仅用薄薄的棺材,丧葬的安排与自家的经济状况相称,这就尽到礼数了。
      2.孔子反对越礼而葬
      孔子的丧葬原则又是什么呢?――“称家之有亡”。一天,学生子游问孔子办丧事要准备哪些东西,孔子答:“称家之有亡。”子游又问“有亡”有没有一个界限或标准,孔子答:“有,勿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1]P181关于丧葬之礼,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1]P176“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1]P27
      “有,勿过礼”是说即使家中富有,也不可越礼而葬。商周时期制定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葬制,可在春秋时经常有人越礼而葬。比如,管仲就曾处置过齐国过分的丧葬行为。当年,“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裘,材木尽于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戮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2]P281管仲破厚葬之风的方法是:将棺木等葬品超过标准的把尸体拖出来戮尸,把主办丧事的人判罪。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春秋时期厚葬之风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孔子没那么大的权力,可反对越礼而葬的态度却很鲜明。一次,孔子听说吴国延陵季札的长子恰巧死在了嬴、博之间。季子是吴国的习礼之人,孔子就前往观看葬礼。只见死者穿的是当季节的衣服而已,墓穴也不深,做官回来的父亲也没给赠品随葬。封墓的时候,季子大哭了几声,封好墓就走了。孔子赞叹道:“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1]P192孔子在宋时,见司马桓�为自己做石椁,请了许多工匠,花了三年功夫还没做好。孔子为此叹息道:“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1]P179这样死还有害于人的人,自然也是早死早烂早好。
      只要有机会,或者说有权利或义务,孔子总是尽可能设法阻止过分的丧葬行为。季平子死了,家人想把君王赠送的美玉随葬,孔子赶忙跑过去劝道:“送而以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3]P79送宝玉给死者作陪葬品,就等于把尸体直接放在原野上。这样做是示意老百姓这里可以耍奸谋利(指盗墓),对死者有害的事,怎么能做呢?孝子是不应该顺应自己的情感而危及亲人的,忠臣是不会明知有阴谋之类而让君王陷于其中的。季平子的家人听从了孔子的劝告。无数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葬品越多越好,被盗墓掘尸的几率就越高。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祀,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礼”只是表达情感或态度的方法、手段而已,是表现形式,而葬礼所表现的内容是哀之情、敬之意。“敬为上,哀次之”。既不哀,又不敬,礼便毫无意义;敬而哀之,少礼又何妨;敬而不哀,或者哀而不敬,失礼又怎样。因此,丧葬中他人多礼少礼有礼无礼,孔子一般不计较也不多嘴,而是用相应的行为与之回应;只有他人询问或与他人讨论礼时,孔子才有是非对错的评判;也只有对死者不哀不敬的原壤才被他骂“老而不死,是谓贼”,并“以杖叩其胫”。[1]P56司徒敬子死了,孔子前往吊唁,见主人不“哀”,他“哭不尽声而退”。友人蘧伯玉请他为死者举办葬礼。孔子仔细沐浴穿上礼服,以示对死者的“敬”。举行葬礼时,仪式简单至极:认真地把死者送出家门,送到墓地,封墓而归。对死者家属,只让他们男子面西,妇人面东而已。这是殷商时期曾用过的一种葬礼――对死人的礼。学生子游很奇怪,孔子说:“丧事从其本质就是把死者埋了而已。”[3]P74又如,鲁昭公(因与季平子等为斗鸡之事发生冲突,失败后逃亡齐国并死于齐)的夫人吴孟子死了,孔子去吊唁,见主事的季氏“不�”――没扎麻布带子,就“投�而不拜”。[3]P75主事的人如此不守规矩,对死者不哀也不敬,吊唁的客人也就不必多礼,于是孔子扔下麻布带子拜也没拜一下,相当于今天的客随主便。这也是礼――对活人的礼。
      二、孔子反对厚葬不力
      孔子虽然对简葬薄葬行为很是赞同,但是对统治阶级由来已久的丧葬制度还是不肯说长道短的,行为上还是遵照夏商尤其是周代的“礼”而行事的,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礼”的束缚。孔子是研究并传承古今之“礼”的人,怎能随便“非礼”古人、“非礼”统治者呢?古今之礼本身就有许多矛盾之处,这便使得孔子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无论是丧葬实践还是丧葬思想,也时时出现矛盾;这也使得他对厚葬的反对力度远不如晏子、墨子、韩非子、曹操等其他薄葬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1.孔子对家人的丧事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P25孔子一边教导他人要以周礼孝对父母,一边自己又吸纳时俗做法。孔子老年对儿子的丧事办得很简单,那是父亲葬儿子,父重子轻,与主事者孔子的孝道无关;要算不孝,是儿子的不孝。孔子年轻时对母亲的丧事则尽量厚办,为此操了不少心:明知“古者不�葬”,却为了让母亲与父亲合葬,把棺木抬到大路口,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终于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地。一边说“古也墓而不坟”,[3]P81一边又在时人封墓的多种形式中选择了斧形,为父母封墓高四尺。照古礼,父亲已死二十年之久,早已深埋,是不该再挖出来的。且多年后孔子做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1]P1显然孔子对古礼时俗是经常变通选择使用的,并无定式。母亲刚下葬孔子就先回了家,此刻下了一场暴雨,冲垮了封土,还没来不及回家的门人在没征得孔子同意的情况下随即修好了才回去。孔子听说,眼泪直滚:“吾闻之,古不修墓。”[3]P81又拘泥起古礼来了。随后孔子依古礼,认真地完成了所有的丧葬祭祀礼仪。若干年后,孔子看到一卫国人送葬,“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叹道:“我未之能也。”[1]P175孔子还在为自己对死去的父母的礼数没人家好而遗憾。
      2.孔子对他人的丧事
      孔子在许多情况下不说真话或不说话,都是因为要守“礼”:避讳是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P39也是礼。比如,子路问孔子:“鲁大夫练而杖,礼也?”孔子答:“吾不知也。”弄得子路一头雾水:“老师哪里是什么都知道的呀!”子贡听了子路的陈述,跑进去问:“练而杖,礼与?”孔子答:“非礼也。”子贡出来对子路说:“……子问非也。礼,居是邦,则不非其大夫。”[3]P79――你子路问得不好。按礼,住在这个国家,或为这国人,就不能说这国大夫的不是。先生是鲁国人,怎能说鲁大夫的不是呢?幸亏子贡是个头脑特别机敏而又能说会道的人,要不然憨直的子路可就还得糊涂下去。鲁国国君的不是自然更不能说。一天,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礼乎?”孔子答:“知礼。”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女子,按礼同姓是不可以通婚的。于是陈司败离开后说:“……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旗把陈司败的话告诉孔子,孔子说:“……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4]P328“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P38孔子宁可别人说自己错了,也要遵礼避讳,不愿说鲁君不知礼。
      颜回死时,孔子说过不可厚葬,学生们还是把他厚葬了,孔子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坚决不让厚葬。学生宰我曾表示守孝三年而不习礼仪、不奏音乐,时间太长了,礼仪会荒废了,音乐也生疏了;守孝一年就可以了。孔子问他:你在父母死后不久吃好的穿好的,你心安吗?宰我答:“安。”孔子说:你既然心安,那你就这样做吧。虽然孔子说得心不甘情不愿,但也没竭力反对,只是在背后骂他“不仁”,违背了天下通行的礼数,对父母的爱心报答不够,却没有要求他一定得守孝三年。[1]P63抱着居丧“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1]P278的原则,遇上主人不哀,或者礼节不周,他也绝不随便说人家不知礼。因为按古礼,丧事该由家人或臣子决定怎么办。所以,颜回的丧事由他父亲说了算,他父亲想厚葬,孔子作为老师无权干涉;宰我如何对待他父母的丧事,那也是宰我自己的事,与孔子无关。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孔子虽然反对使用过分的陪葬品和棺椁,说“为俑者不仁”,为“死者而用生者之器”而哀叹,[1]P186但对统治阶级的人殉、牲殉几乎没有一句有记载的微词;奴隶们被“举而委之”或活埋,在有关孔子言行的记录中也难以找到片言只语的同情与怜悯。诸侯每月初一祭祀都用活羊,子贡怜悯羊而主张去掉它,孔子却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1]P28因为人殉、牲殉与活祭也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齐相晏婴是孔子多次称赞的人物,可晏婴却反对齐景公使用孔子,理由中有一条就是孔子使用的周代的葬仪等太隆重太复杂,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与晏子倡导的省俭的生活态度相矛盾。
      3.孔子对自己的丧事
      依礼,活人不可以预先准备后事,因此,宋司马桓�为自己做石棺属于越礼行为。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自己死后的丧事怎么办,孔子既没做准备,又没一句安排。孔子曾经大病一场,子路让门人到孔子家充当家臣,以便按大夫之礼大葬孔子,可是此时孔子早已不做官了,不该有家臣。孔子病稍好一些,说:“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1]P41孔子在责骂子路的同时表示更愿意学生们料理他的后事,相信学生们绝不会把他扔在道路上,而且显然存有“大葬”――依大夫之礼而葬――的希望。结果,孔子死了,孔子的儿子又早几年死了,孙子还太小,于是子贡等一批年长的和有钱的学生像葬父亲一样操办了孔子的丧事,并兼用了夏商周三代的礼节。弟子们守墓的规模更是了得,子贡为其守墓长达六年之久。许多弟子最后竟然以墓地为家,形成村落,那就是后来的“孔里”。[3]P67-68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厚葬之风的形成与发展与孔子无关。中国人的厚葬制度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形成并相当完备,厚葬之风在商周时期已经达到第一个高潮,用人殉葬、用人祭祀的习俗登峰造极而已成为历史。丧葬礼仪的系统化和完整化在周代已经基本完成。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厚葬高潮已近尾声。
      
      参考文献:
      [1]秦明月,鲁岳主编.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17部(《论语》、《礼记》).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9.
      [2]秦明月,鲁岳主编.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19部(《韩非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9.
      [3]秦明月,鲁岳主编.中华文学名著百部・第18部(《孔子家语》、《庄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5.9.
      [4]司马迁著.史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3.
      [5]徐志刚译注.论语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0.
      [6]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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