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军都督府权力丧失的原因|东吴大都督的权力多大
时间：2019-05-07 03:18: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五军都督府作为明代国家法定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在明代初期发挥了巨大的效用。但自永乐以后，其权力和地位开始不断丧失下降，已和设立之初的那种“总天下之政”的境遇截然不同，甚至到正德之后就犹如“累赘”。究其根本原因来看，首先，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稳定，统治者鉴于以往朝代的兴衰更替，一般就会以文官政治作为统治国家的最重要的手段，进而防范和打压武臣势力。其次，作为明前期为国家提供强大军事力量的卫所制度逐渐瓦解，失去了军事支柱作用，而作为卫所军制体系下的中央领导机构，五府权力和地位也自然随之不断下降。
关键词：五军都督府 权力 防范 衰落
一、五军都督府的设立及职能
五府的设立，始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大都督府事权太重，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十三年，改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1]并以大都督府机构设置为基础加以损益。在五府之内各设左右都督一人（正一品），都督同知两人（从一品），都督佥事两人（正二品），经历司经历一人（从五品），都事一人（从七品）。[2]虽然，五府的设置目的是为了分化兵权，但这仅仅是对于军事系统内部的调整，而且，五府所掌管的仍然是一支实力雄厚，能征善战的卫所军队，其在权力基础上与大都督府时期并没有改变，所以五府还是继承了大都督府的一些权力。根据《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七对五军都督府的记载来看，五府的具体职能主要有：统领全国各地的都司卫所，与兵部共同负责对于武官的铨选，负责清军，勾军，管理军队的俸粮﹑屯田，以及军事情报等等事宜，是一个职责广泛且地位较高的中央军事领导部门。
二、洪武时期对于五府权力的限制
（一）文武相制以分五府军权
对于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来说，五府分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的目的，五府分统全国的都司卫所，互不干预，而又互相制约，张萱对此既认为“五军五设, 指臂相使, 设有意外之虞生于一军, 而四军足以制其死命”。[3]但五府分权并没有彻底打消朱元璋对于军权过重的顾虑。用于分治兵权的办法除了五府五军相制这种武臣互制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利用文官系统中的兵部去制衡五府。其实，早在中书省，大都督府尚未废除之时，这种相制之法就已开始实施。当时，命中书省兵部定给武官诰敕之制。在程序方面不但需要由大都督府将武官资料转交兵部，又考功监察对其资格审查，再移交翰林院撰文，司文监校勘，中书舍人书写然后在交由承敕、考功二监等等一系列繁杂的文移手续之后兵部才能给予升授[4]，整个过程当中，兵部和大都督府都不可以专擅武官的选用。
最重要的是，兵部设立之后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统兵权，五府有统兵之权而无权调兵，“凡军制內外相维，武官不得辄下符征发”。[5]遇有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兵部奉旨调兵﹐调五府所掌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兵戎,国之大权,悉归之于朝廷.有事征伐,则诏大帅佩将印领之.暨旋,则上章绶归,士卒单身第。”[6]在这样的模式下，最大限度的避免了武将专权的可能性，也使得文武相制的原则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确定下来，亦如张萱所说：“五府握兵籍而不与调发，兵部得调发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俯首而听于治也。”[7]
（二）屠戮五府功臣加强对其控制能力
总体说来，五府在洪武年间还是具有一定的权势和地位，由于五府上堂官皆由公侯伯推选，掌握五府机构运转的主要官员均为武臣，所以五府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即为武臣势力在中央机构的代表。五府代表着武臣在国家当中所占有的地位，品级高于六部，拥有参政权，可以统辖当时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也为太祖所认可，并定以为制。
但是随着国家政权的不断稳固，成为新一代统治阶层的功臣勋戚所逐渐暴露出的那种桀骜不驯，藐视国法的行径，与朱元璋所竭力倡导的以礼法为国之本的治国理念严重违背，为此朱元璋不断加以道德礼法的劝导。“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袁）凯上言：“诸将习兵事，恐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通经学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8]但真正对于武臣的打击却是在胡蓝之狱当中。众所周知，大批的开国元勋在这两场大狱之中被诛杀，至建文帝继位，开国勋戚大将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
值得注意的是，在洪武朝被诛杀的开国元勋当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皆为五府(大都督府)的高级将领，如在胡惟庸之狱中被诛杀的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和吉安侯陆仲亨就曾任大都督府同知，佥事以及在蓝玉党案中被诛杀的蓝玉本人以及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都曾就任大都督府高级长官（同知、佥事）。也可以说，朱元璋对武臣大加杀戮，背后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五府军权的掌控。
虽然大杀功臣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有利于加强皇权对于军权的掌控，但是由于当时卫所军依然是国家军事主力，五府作为这个军事力量的领导机构其影响是无法取代的。
三、永乐之后以文制武政策对五府权力的削弱
（一）中央兵部地位的提升和权力的膨胀
兵部始设于洪武元年，在永乐之后皇帝不断提升兵部地位扩大其权力以分五府之权。“明兵部，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尚书一人，侍郎佐之左右各一人。”[9]在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之后，将六部品级提升，各部尚书均为正二品。兵部下辖武选司，职方司，车驾司，武库司。明初对于四司的职权划定为，武选司主掌：武官勋禄、符验、巡防、诰教等事务。职方司主掌：地图、工事、镇戍、烽堠、关防、路引等。车驾司主掌：车辇、卤簿、仪仗等。武库司主掌：器械、甲胄、纸札等。从《太祖实录》中对于兵部的执掌即可以看出，兵部在许多职责上都是与五府职责相重叠，而且在永乐之后随着兵部不断在建制上趋于完善，官员设置也逐渐增多，这些既是对五府进行制约，也为之后对于五府权力的剥夺埋下伏笔。而在清人嵇璜所修的《续文献通考》卷五十三职官考当中，所记载的的四司的职责以与洪武时期的大有不同，“武选，掌卫所，土官选授、升调、袭替、功掌之事。职方，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车驾，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廄牧之事。武库，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可见由于在统治者政策上对于文官集团的进一步倾斜，兵部的权力不断膨胀，不但掌调兵之职且治兵事，五府的权力在中央一级上已然被架空。 四、卫所军制的衰落对于五府权力的影响
笔者认为，明代的以文制武政策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五府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对于五府为代表的卫所军事体系来说只能算是一种相对的外部作用，而其在内部的因素亦有深刻影响。
明初，五府---都司---卫所建立起来的卫所军制在洪武至正统时期承担了最主要的军事职能，自朱元璋着手统一战争开始至正统年间的屡次军事行动无不由卫所军队为主力进行。“太祖破陈友谅，帅舟师二十万，取姑苏二十万，平中原二十五万，下云南三十万。冯国公北征，三十万乃出战，盖一方如此。建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万又，太宗亡淇国公十万骑。乃北伐步骑五十余万，讨安南兵八十万，一时兵力之盛，雄视千古。”[10]直到正统十四年，王振挟英宗出征瓦剌所统帅的五十万京军仍然是以卫所军制为基础的营兵。所以，在如此情况之下，作为卫所军队的主要领导机构，五府权力势必不容小觑。于此相符合的是，之后的永乐自正统时期，五府的武臣在国家统治上层内部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以永乐至正统年间著名的武臣张辅为例，其在靖难之时随父张玉起兵，至永乐六年被封为英国公，洪熙元年，掌中军都督府事，并进封太师，并成为正统时期主要的辅政大臣，对于当时国家军政等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力。《明史》亦称“（张辅）历事四朝，连姻帝室，而小心敬慎，与蹇、夏、三杨，同心辅政。二十余年，海内宴然，辅有力焉。”这种文武辅政的状态直到张辅之后再没有出现，而在此之后中央决策核心便完全集中于以文官为主的内阁和以内臣为主司礼监之上，武臣对于国家政策的干预亦不复存在。出现此种现象，除了统治者使用以文制武的政策之外，一个主要的内部动因便是卫所制度的不断瓦解。卫所官军已逐渐不能担任国家作战的主力，从而被募兵制所取代，导致五府在此过程中丧失权力基础。
卫所制度在明初确立之后，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一些落后因素导致其在建立之始就弊病丛生。卫所军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官军世袭制，平民一旦被签发从军，便子孙皆为军户，不能随意更改“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11]在此之上，军户还需要承担繁重的军役。所以，逃军现象便伴随卫所军制相始终，“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而至永乐，宣德时期情况进一步恶化，永乐十二年“今天下军伍不整肃……遇有调遣，十无三四。”[12]宣德八年“广西贵州二都司所辖卫所军多逃亡”[13]直至正统三年，逃军数目以至一百二十余万“天下都司卫所发册坐勾逃故军士一百二十万有奇。”[14]此外，占役，克饷等弊病使得卫所制度在正统之后面临瓦解态势，而卫所官军的战斗能力也逐渐衰落，不能有效承担对内镇压反抗，对外抵御强敌的作用，随之而来的效应便是五府慢慢的失去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分量，在政治上被逐渐边缘化，从而不能具有在军事政策上的话语权。
在中央一层，兵部的权力扩大及地位提升已然将五府许多重要职权侵夺,而卫所又失去了作为国家军事基础的职能，武臣为首的军事系统已被完全纳入文臣的指挥系统之下，五府的已不能成为国家军事的主导机构，也就是说，即使统治者不对五府加以刻意的制约和限制，就其本身所代表的军制在逐渐瓦解之后也会导致其权力地位的下降，这是五府衰落的内因，也是一个根本因素。
综上情形，五府官职在明中后期逐渐贬值，甚至一个中低级将领亦可获得，如“至嘉靖之末，马芳以游击奏功，世宗特加右都督，则偏裨亦领此秩，愈不足重矣。”[15]最终,五府亦如《明史》所载“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內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於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体。至於未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虛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