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与大国地缘战略关切
时间：2021-06-27 20:01: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作为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之一，地缘政治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加快，主要大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和基本战略取向既有其历史传承的一面，同时变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毫无疑问，大国间的地缘角逐和战略博弈，一方面牵引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又在整体上塑造着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风貌。此外，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不仅直接作用于主要大国的内政外交，而且影响着它们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进而也影响其基本战略取向。本文重点探讨了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地缘战略关切。同时在此基础上，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明确中国的首要地缘战略关切，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意义非常重大。
【关键词】权势转移 地缘政治 中国 战略关切
【作者简介】宋德星，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1/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2-0001-18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502001
在战略研究中，地缘政治本身代表着一种把政治权势和地理空间联系到一起的思想传统。 也就是说，国家间争夺权势的动态斗争以及国际政治中某些因素的变化，都会赋予相对固定的地理条件以特殊意义，并反过来最终影响有关国家的权势变化。因此，实力中心在相对稳定的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动态转移构成了地缘政治的主要视角，而这种物质性的动态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世界格局的权势变化，并影响一个国家的大战略缔造。实际上，新世纪以来，大国权势转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2001年“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作为首要安全问题的地位，成为主要大国不得不认真研究和应对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权势斗争已经并将继续冲淡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力，地缘政治依然从根本上塑造着地区事态和主要角力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大国权势政治的内在逻辑所在。可见，权势转移进程中的大国首要地缘关切直接作用于大国关系，因而也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苏联解体开启的全球地缘政治重大变更过程，促使各主要大国“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布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 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告诫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从地缘政治的整体观念出发可以发现，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是权势转移背景下欧亚大陆新的地缘聚合趋势，加之美国和俄罗斯作为欧洲侧翼大国地缘角色的转换，以及“印度洋—太平洋”作为新的地缘战略区域的成长，正在深刻塑造着全球地缘政治大图景。
（一）欧亚大陆的战略聚合趋势
谈及欧亚大陆，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家麦金德曾评述：在欧亚腹地的中心是一个广袤的地带，海上人的势力难以深入这里，而陆上人则不断以此为中心，打击欧亚大陆面向海洋的诸多边缘地带。 根据这一理论逻辑，以上述广袤的枢纽地带为轴心，欧亚大陆外围的边缘地区组成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带（又称为边缘新月形地带），其中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 而在欧亚大陆之外的破碎地带、非洲、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共同组成一个与内新月地带同轴、但是更加支离破碎的外新月形地带（又称为海岛新月形地带）。
处于心脏地带、内外新月形地带的国家无疑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国家类型，从而拥有完全不同的战略判断和认知。从全球和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控制欧亚非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和控制外新月地带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传统的陆权与海权的交锋。而将新月形地带划分为所谓的内新月形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则代表着陆海权地缘政治斗争的延伸。也就是说，心脏地带国家是典型的陆权国家，位于内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大多是陆海复合型国家，而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则都是海权国家。因此，位于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往往由于其海洋国家的地缘属性对内新月形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产生天然的排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排斥在国家行为上大都表现出一种脱离大陆身份认同的倾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内外新月形地带距离过于紧密，尽管外新月形地带的岛国对对面的大陆具有种种排斥倾向，但是其根本利益仍然与对面的大陆息息相关，这迫使其不得不密切关注对面大陆的一举一动。
尽管地缘政治理论家在理论上勾勒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全景图，但随着新世纪全球权势转移进程的加速，欧亚大陆日益呈现战略聚合特征，并可大体分为三个地缘战略板块，即欧亚大陆上发达的西部（中、西欧国家）、快速发展的东部（主要涵盖了中国和东盟以及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以及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新的战略聚合区“中南亚”。
首先，在欧亚大陆西部，自欧共体成立以来，其战略聚合态势从不曾停顿过，并最终在冷战结束后以欧盟的形式宣告了大欧洲时代的来临，即欧洲国家在秉承关于经济一体化、科技一体化、外交一体化、防务一体化等共识的基础上，较为成功地构建起超国家身份认同——欧盟。实际上，欧盟的成长不仅是国家观念的巨大变革，也是战略布局上的大手笔，即通过观念、制度和能力建设对欧盟成员国实行一体化管理，对邻近地区实行危机管控，对国际政治实行全球治理。这样，欧盟成功地缔造了一个以欧洲（特别是中西欧）为核心区的地缘战略聚合体，以整体力量和一个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从而既保证了欧盟作为未来一极的发展趋势不受冲击，又进一步挖掘了内部的强劲发展动能，扩张了世界影响力，由此世界主要力量都不得不重视和发展对欧关系。
与欧亚大陆西部不同，冷战后的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国关系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即“一种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的状态……这种状态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 究其原因，首先是冷战体系的崩溃使得高度结构化的东亚国家关系出现了大分化和大重组趋势；其次是东亚地区出现的权势转移进程。这一进程既包括东亚地区力量，如日本的“正常国家”追求，中国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东盟的一体化努力，也包括区外强国美国的东亚政策大调整，其重返亚太战略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作为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属性。上述新的力量态势发展使东亚国家关系一方面出现新的内在张力，另一方面又难以按照单一逻辑予以固化。这使主要大国既看到了巨大的历史机遇，也深切感受到某种战略压力，即对选择基本道路满怀自信的同时，还有一种源自国家关系不确定性的战略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