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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富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时间:2021-06-23 04: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孔子的富民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富民思想的哲学基础、富民的重要性、富民的办法及民富之后的教民、信民思想。这些思想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富民思想;现实意义
      孔子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思想蕴含丰富内容,而富民思想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多方面挖掘这一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孔子富民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富民思想的哲学基础——义利之辨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矛盾的日益突出,利益的正当性问题逐渐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义利之辨”由此开始。尽管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罕言”并非“无言”。通观《论语》文本,孔子不仅“言利”之处不少,而且形成了一套由肯定“利”的客观需要到采取正当方式获“利”的思想体系,并贯穿其富民思想的始终,成为这一思想的哲学基础。
      孔子首先肯定“利”作为客观存在是人的需要。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这里孔子明确指出,富与贵是人人所想要的,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这是富民的前提,也是必要性。在肯定了“利”作为人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之后,孔子进而指出满足这种需要是正当的,并毫不讳言自己有一种求“利”的需求。子日:“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意思是说,财富如果是可以求得的,就是去做一名手执皮鞭的下等差役,我也去干;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还是干点自己有兴趣的事吧。最后,孔子“义利之辨”所关心的是获“利”的方式正当与否。他十分强调获“利”方式的正当性,提倡要见“利”思义。子曰:“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意思是说,富有与高贵,如果不是以正当的途径而获得,君子是不会接受的;贫穷与卑微,如果不是以正当的手段来摆脱,君子是不会摆脱的。孔子又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这里他告诫其弟子子路,只要见有利,能思量到义;见有危,能不惜把自己生命交出……这样也可以算是一个成人了。子日:“不义且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里孔子明确表明自己对于“利”的态度,即如果不合“义”而得来的财富,对我来说就像是天际的浮云一般。
      人类社会正是在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中发展的。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一历史发展规律。通过“义利之辨”,孔子明确了“利”与“义”的关系,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富民思想。
      
      (二)富民的必要性——为君之利
      通过“义利之辨”,孔子肯定了富裕乃人之所欲,肯定人们求“利”的正当性,进而把它纳入了其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中,认为“为君之利”的关键在于老百姓是否富裕。这就充分肯定了富民的必要性。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意思是:百姓宽裕,君主怎么会窘迫;百姓窘迫,君主怎么会宽裕?所以作为统治者就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这就是著名的“庶、富、教”论。可见,“富民”是国“利”之所在,因为,百姓不“足”,“君”就不可能“足”。因此,孔子认为,为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让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正因为认识到富民的重要性,孔子对实行富民政策的前贤时辈推崇备至。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管仲,曾明确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等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目标和措施,所以孔子对管仲的政策大加称赞,认为他所实行的强国富民政策,不但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而且百姓从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实惠,并以“仁”来称赞管仲。对同时代的郑大夫子产,孔子也对其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惠民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并给予子产高度评价。
      
      (三)富民的办法——开源、节流、惠民
      那么,如何富民呢?孔子认为有三点极为重要,即“开源、节流、惠民”。孔子认为,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开源,就是要“使民以时”,就是让老百姓按时从事农业生产,遵循农业生产的规律。《左传·桓公六年》“有谓民三时不害,而民各年丰也”之说,所谓“三时”即春、夏、秋三季,正是农业生产的播种、生长与收获的时期。古代社会因为统治者的徭役繁杂,所征不时,故经常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使民以时”,这是传统社会统治者是否“爱民”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
      节流,就是“节用”,即国家在财政开支上尽可能地节省。孔子对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的行为备加赞扬。孔子还要求在位者节俭朴素,反对奢侈浪费。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宁可因陋,不要骄奢。孔子认为,以酒席荒淫为乐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行为,他说:“乐晏乐,损矣。”(《季氏》)孔子本来非常重视礼仪祭祀,但是,他反对在日常礼仪活动中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倡导朴素节俭。他在《八佾》篇中强调说:“礼,与其奢也,宁俭。”无疑,节流思想对于创造物质财富的庶民百姓来说,也是可以减轻负担、增加收入的。
      惠民,就要做到“惠而不费”,即既恩惠于民又不浪费。子张请教孔子如何治理政事,孔子回答:“尊五美,屏四恶。”(《尧曰》)而五美之一则是“君子惠而不费”,即“因民之利而利之”(《尧曰》)。意思是说,统治者既给老百姓予好处,自己又没什么浪费,这就是惠民的正确方法。子贡问孔子:一个在位者如果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这“何止于仁,必也圣乎!”(《雍也》)另外,孔子把子产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公冶长》)的道德行为,评为君子之道。可见孔子是提倡惠民的,这是他富民方法中一个重要的措施。他说:“惠足以使人。”(《阳货》)即施予百姓以实惠,就可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作为统治者,在施“惠”时还应注重方法,不要像“有司”一样,“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尧曰》),即施人以财物,却出手十分悭吝,犹如库吏之所为,这样做是收不到“惠民”效果的。而正确的方法就是如前所述,“因民之利而利之”,“君子惠而不费”。
      
      (四)民富之后——教民、信民
      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并没有停留于此,而进一步提出了“教民”、“信民”思想,就是在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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