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王云五】 胡适日记
时间：2020-08-16 07:23: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云五与胡适,按年龄应属同辈人,但他们最初相识之时,王云五确实是胡适的老师,所以胡适直到晚年还和王云五以老师相称。实际上,他们一生的交往,始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师生之谊
王云五生于1888年,胡适生于1891年,王比胡大三岁。
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县),出生于上海,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几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家。
他五六岁在家乡时跟大哥学过《三字经》、《千字文》,从十岁起进入私塾读书,刚年满十四岁,他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父亲把他托于一位同乡开的五金店当学徒,同时又允许他在一所英文学校的夜班学英文。他自幼喜欢读书,对学英文更是刻苦勤奋,成绩显著。后来他又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守真书馆学英文,不满八个月,由六级升入第二级。十七岁时,他进入上海的同文馆学习,一位英国老教师布茂林成为他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学问的引路人。他初进校时插入第二级,但仅读了三个月,布先生就按他的程度将他升入第一级,不久又把他提拔为同文馆的教生。这样他就有半天时间随班听课,随时向布先生请教,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读书和研究,并能每月领取二十四元津贴。在此期间,他充分利用布老师家中的藏书,每隔几日必借一本书回家阅读,逐渐养成一种快读的习惯。正如他后来说的:“我当教生的十个月左右,可说是我的图书馆生活的开端,所读的书从前限于教科参考方面者,自此时起,所涉范围渐广,且使我对于中国文史方面渐谋深造。”
1906年,十八岁的王云五正式走向社会,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最初他在上海一所私立英文专修学校――益智书室教英文,后来又转到中国新公学,主要教英文文法和修辞。这时候,胡适由中国公学转到中国新公学,成为王云五的学生。这是他们结识的开始。胡适在二十年后回忆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王云五在六十多年后也说:“第一级的学生中有几名是兼任初级教科的,如朱经农长我二年,曾留学日本,在新公学兼教务干事,并教英文;胡适之小于我二年(案:应为三年),次年将近毕业时,在新公学兼初级英文。这两位同学后来与我成为毕生至好。”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与王云五之间来往很多,关系很好。在这时期的《胡适日记》中,多有“云五先生见访”或“余访问之”的记载,而且每次差不多都“谈甚久”。王云五非常关心胡适,知道他交友不善,劝他迁居,胡适在日记中记载:“1910年1月24日,云五先生见访,谈一时许,知先生来年仍留中国公学。先生询余近况,力劝迁居,实则此间藏垢纳污,万难久居,待过此残年,当与仲实,君墨诸君同择地而迁也。”王云五还推荐胡适到华童公学去教书,后来王云五回忆此事时也说:华童公学“需要聘请兼通中英文的教员,特由我推荐适之担任”。王云五在同文馆担任教生时,曾利用余暇搞翻译练习写作,所以他也劝胡适多翻译,胡适确实也照老师的话做了,后来他勤奋学习,一年之后经过考试,终于到美国留学去了。
鼎力相荐
1917年,胡适接受蔡元培和陈独秀的聘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我国思想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名也随之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办得更适应于社会潮流;特别是作为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自觉个人的组织能力有限,又不通外语,不适应于时代的要求,就有了推举胡适代替自己的打算。据1921年4月27日《胡适日记》记载:“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 胡适从一开始就认为,商务印书馆固然重要,但自己要想干一番事业,现在还不能辞北大而去商务印书馆,所以几次婉转地谢绝了他。后来高梦旦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他在这年暑假,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客人能到上海玩玩,帮助他们出出主意。比起胡适来,高梦旦是老一辈文化人,此时已是五十开外,要大他二十多岁。胡适被他的出自内心的真诚所感动,就答应了高梦旦这个要求。
从7月16日到9月7日,胡适独自一人(高梦旦一直请他带家眷同来)到上海,待了近两个月。胡适会见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小领导以后,7月18日与高梦旦作了一次长谈,才将他此行的任务弄明白了―― 一是推荐一个能担当编译所负责人的人选,二是让他拿出一个改良编译所的计划书。为了不负老朋友对他的信任与期望,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胡适几乎每天都在商务印书馆,或开座谈会,或找人个别谈话,或参观商务印书馆的各部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求能够拿出符合商务印书馆实际的改良计划。
自从胡适与王云五十年前一别,他们就再也没有相见。这时候的王云五,正在上海一家不大的公民书局做编辑,编辑一套“公民丛书”。胡适知道后,就于7月13日拜访了他的老师,头一次见面,两个人就谈了四个小时。胡适了解到,在过去的十年中,王云五读书很多,知识很渊博,尤其是精通英文,读了大量的英文名著,国文底子也很深厚。胡适又知道了王云五在中国公学教书时的一件“傻事”:他从商务西书店,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部共三十五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在三年内,几乎每天翻书两三个小时,除按顺序阅读外,还分类作了系统的阅读。
胡适还了解到,王云五为官廉洁奉公,个人道德修养也很高。1916年,他在财政部工作时,被派为江苏、广东、江西三省禁烟特派员,经过明察暗访,了解到前任特派员在历年报销款中,托词要扣除洋药商行百分之五的手续费,即五六十万元,实际上全部中饱私囊。洋商代表希望王云五也照此办理,但他廉洁奉公,不与之同流合污,将这五六十万的手续费全部交公。
本来,高梦旦寄希望于胡适能替代自己的职务,而胡适到上海后只是希望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胡适事先并没有想到哪个人合适,但经过与王云五几次交谈以后,逐渐感觉到他的老师应该是适合于做编译所工作的人选。大概到了8月中旬,胡适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高梦旦,然后才给王云五说了。高梦旦十分信任胡适,因此对胡适推荐王云五当然是十分喜悦。8月下旬,经胡适介绍,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参观,并与高梦旦交换了意见。事后,高梦旦向商务印书馆领导大力推荐王云五。8月底,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正式请王云五到馆中,就他到编译所之事相互谈了条件,王云五也答应考虑此事。对此,胡适非常满意,他说:“云五的学问和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大概过了半个月,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王云五正式答应了商务印书馆领导的请求。王云五后来回忆此事说:“当我为小规模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的时候,突然有人推荐我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给我推荐的人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国公学教英语时的一位卓越的学生胡适之。”
至于给商务印书馆拿一个改良的计划书,胡适在7月底与高梦旦等一班人座谈时,就提出几条思路,如每年派送一二人出国留学或考察;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办一个试验所等。在上海时他就着手起草,回到北京后于9月底完成了计划书,有一万多字,共分设备、待遇、政策、组织等四个部分。后来张元济亲口对胡适说,计划书中的“提议都是很切实可行的,没有什么大难行的”。
胡适为商务印书馆找到了掌舵人
按照王云五的意见,他初进商务印书馆时,在编译所先做三个月的尝试性的工作。他每天和高梦旦在一起,高梦旦详细地给他介绍编译所的工作情况,有事也处处与他商量。经过一段接触,高梦旦感觉王云五有见解有能力也有魄力,对胡适推荐的这个人非常满意。1921年10月下旬,高梦旦到北京看望他生病的侄子期间,曾拜访胡适,高兴地对他说:云五好极了,将来一定可以代我。11月上旬,高梦旦给在上海的王云五写信,明确提出请他做编译所所长。鉴于王云五在给高梦旦回信中有所推辞,于是胡适就给王云五写信力劝他就职。11月6日,王云五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
我是一个新来的人,虽然平时不怕劳苦不怕负责,但是信用究竟未孚,骤然担这改革的重任,无论如何,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所以我的意见,总想梦旦照旧主持,至于做事方面,我们年轻人当然有替长者服劳的责……我是心直口快的人,和你又系至交,所以上面的话无一句不出自肺腑。
经过不满三个月的观察和实践,王云五提出了一个《改进编译所工作意见书》(他见过并赞成胡适的计划书)送请高梦旦和张元济以及董事会审查后,得到一致同意,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这样,有高梦旦的诚心推荐,有胡适的尽力相劝,有张元济及董事会的同意并支持,王云五在这年年底正式被聘为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主持编译所时期,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门工作,按照他既重“学问”又重“管理”的思路,创造了自张元济任所长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又一辉煌时期。
1930年初,在张元济、高梦旦等力劝下,王云五再次担任了商务总经理,接着他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国,进行了为期半年关于各国产业管理的考察。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就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了采行科学管理计划报告,为我国企业较早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科学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这个报告被董事会通过后,王云五于1931年初宣布执行,但却遭到了四个工会的联合反对,引起严重的工潮,使他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王云五也认为出台这个科学管理计划缺乏必要的准备,有点操之过急,不得不自动撤回全案。后来经过调整,他从财务和事物的管理入手,逐步地推行有关科学管理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这个时候,胡适正定居于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他与王云五有了更多的来往。王云五出国考察回来后,专门到家中看望胡适,胡适看到“他的气色精神都很好”。胡适特别关心王云五提出的科学管理计划,对他因实施改革方案而受阻表示同情和支持。胡适在1931年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梦旦、拔可、云五诸先生来谈。我们谈及商务的事。连日云五因提出改革编译所方案,受了很多的气。我戏说:前有王莽、王安石,今有王云五,都因改革而挨骂,可称‘三王’。”三天之后,即1月21日,胡适又致书王云五,劝他“不要因此灰心”,但也“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他相信只要在实施的过程中,“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适的建议是对的,王云五依赖他执著的精神和高明的领导才干,终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
从30年代开始,就在王云五逐步推行其改革方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进一步践踏我国广大领土。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空袭上海,致使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的总馆总厂连同东方图书馆付诸一炬。在这危难之际,王云五抱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决心,保护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全力以赴为商务印书馆的早日恢复生产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作为临时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常务主任,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经过半年的努力,商务的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与租界内的新设工厂同时复业。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布,除各类教科书正常出版外,每日出版一种新书。他曾引用胡适写给他的信中的两句话,即“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来表达他当时的情景和苦衷。
一生亦师亦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云五以社会贤达人士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实际上成为他正式参政的开始。在内地的最后几年中,王云五的仕途生涯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他开始担任经济部长,接着做了国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到1948年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时,又让他出任财政部长,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到半年时间,王云五就不得不引咎辞职。后来王云五去了台湾,又重新踏入仕途,而且官也越做越大。他被聘为“行政部门计划委员会”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后来官至“行政院”副院长。他在任职期间,始终为国民党“政府”竭尽全力,尽职尽责。
在对待从政的态度上,胡适则与王云五不同。胡适一生追求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尽管他也倾心于国民党政府,但他“愿为国家做诤臣,愿为政府做诤友,不愿做官”。抗战时期,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一介书生毅然担当起驻美大使的重任,以自己在美国的声望与影响,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也有许多从政的机会,甚至于有竞争“总统”的机会(尽管这是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国民党逃离内地的时候,他去了美国,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58年4月,他才定居于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在胡适人生的最后四年中,他又与王云五有了较多的联系。
还在胡适未正式回台之前,因为台湾的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他的书,他回台与王云五有“几日畅谈”的机会,令他感到“十分快慰”。胡适返美后,给王云五写了一封信,还将写的两篇自记特别请“老师改削”。后来,王云五还专门给胡适送了一部《历代纪事年表》,共四十册,外有木梓箱包装。为此 ,胡适写信表示感谢,说“真是很贵重的礼物,很有用的参考书”,并对该书的编者辟园居士的官名做了一番考证,详细告诉他的老师,“以表谢意”。
胡适回台不久,王云五就做了“行政院”副院长,有些大事胡适常与他商量,甚至求助于他。其中较大的事,就是“沈志明案件”。
1959年2月底,台北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逮捕了启明书局董事沈志明及其妻应文蝉,拘押了十二日之久,既不释放,也不许家属探问;他们的律师呈请调阅案卷,亦不作复。胡适认为此种做法有违于“宪法”,遂于3月11日给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和副院长王云五写信,对所谓“叛乱罪”进行辩解。他说香港启明书店十年前出版斯诺的《中国之红星》,怎能归罪于远在台北的启明书店?至于他们出版冯沅君二十年前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学”,“至多不过有一时疏忽视察之咎”,“ 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 他还在信末又特别加了一段话,建议军法机关不应干预书籍和文艺之事:
起诉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哪一条法令?我举此一例,可见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
过了三天,即3月14日,胡适又专门派人给王云五送去麻州工艺大学(注:即现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克孙的一封信和四位物理学大家李政道、吴健雄、吴大猷、杨振宁的电报,这信与电报都是为沈志明鸣不平的。同时,他还给王云五写了封信,痛心地说“我深觉得沈志明夫妇的案子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名誉的大案子”,“恳求先生务必让辞修(陈诚)先生了解这种事件的国际重要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如需要保人,我很愿意保他们。”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胡适为沈志明如此打抱不平,王云五在官场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活动,此案总算有了结果。3月16日,胡适对胡颂平说:“刚才接到王老师(王云五)的电话,说沈志明的事情……现在他们可以先交保了。”3月28日,刚刚获释的沈志明夫妇,遵照胡适给他们说的“暂勿登门拜谢”的嘱托,仅给王云五写信表示感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宴上,不幸因心脏病发作而离开人世。胡适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由中国公学同学会捐赠,在胡适墓前竖立了一尊铜像,与胡适一生亦师亦友的王云五主持了铜像揭幕典礼。
其后,从政十几年的王云五,内心毕竟忘不了那种文人情怀,最终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回到他搞了大半辈子的出版和教育事业之中,为台湾的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9年,王云五病逝于台湾,时年九十二岁。■
(责任编辑/刘晨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