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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不带走一片云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时间:2020-03-20 07:32: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20世纪20年代,风靡欧美的三大思想家罗素、杜威和爱因斯坦,都曾经来华访问。但是与前两人不同的是,爱因斯坦曾两次来华,却都没有像罗素和杜威那样引起知识界的狂热追随。他悄悄地来了,又静静地走了,没有带走一片中国的云彩。
      中国这座“东亚文明的摇篮”,对于爱因斯坦来说,本应是有着特殊情愫的,他1922年获得迟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就是身处上海时获悉的。但两次过上海而悄无声息,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绕不过去的蔡元培
      
      与爱因斯坦访华始终纠结在一起的,是蔡元培。为了促成此事,他付出了最大心血。1921年3月,他以北大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行前与学生们话别,明确说到他要聘请欧美教授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在他列出的学术名流单子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遗憾的是,当蔡元培发出邀请时,爱因斯坦以日程安排过紧为由婉拒,只愿“期以他日”。
      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也与蔡元培有间接关系。早在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一个关于信仰问题的演讲。留日学生许崇清在《学艺》杂志撰文批驳,论据中便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20年至1921年间,罗素访华时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演讲,其中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每周一讲,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是罗索振聋发聩的创见,他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1922年,爱因斯坦忽然又同意来华,因为他已接受在日本讲学的邀请,其间可以抽出一定时间前来中国。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
      
      两次惊鸿一瞥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赴日本途中,路过上海。这一天的上海汇山码头人山人海,各界名流汇聚于此,只为了迎接大陆那一端的贵客的到来。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他:“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个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
      这一次,爱因斯坦准备赴日讲学7周,只在上海停留一天。但中国人民依然给了他最周到热情、最中国的接待。他品尝了中国菜,聆听了昆曲,游览了城隍庙、豫园和上海主要街道,欣赏了中国书法和古代艺术品。据说,当爱因斯坦走在南京路时,上海青年学生高兴得双手把他抬起来。
      在这风光的背后,蔡元培做着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来中国讲学,爱因斯坦的费用是1000美元。对蔡元培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内政混乱,为了筹集这笔钱,蔡元培动用了能用的一切力量。他甚至携带爱因斯坦的信件到山东找梁启超。梁启超对此非常支持,承诺他所领导的讲学社可以承担一半费用。就在蔡元培还在积极斡旋时,一个多月后的12月22日,他接到了爱因斯坦充满歉意的信,表示他在日本等了5周,却没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而上海的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向他提出和以前不一致的报酬条件,让爱因斯坦误以为蔡元培不愿意履行诺言,因而也就只好取消赴华的计划。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爱因斯坦结束了日本之行,要返回欧洲了。他再一次路过上海。这次他的活动几乎全由在沪犹太人包办:出席元旦日犹太协会茶会,并于下午受犹太青年会邀请,对犹太人宣讲相对论。中国人方面,《民国日报》登出“广告特刊”《欢迎爱因斯坦博士》:“爱因斯坦是近代科学界的大革命家。他的功绩不在哥白尼、牛顿之下。”爱因斯坦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自己“既来上海,未赴内地观光,实为最大遗憾”。
      两次到上海时的惊鸿一瞥,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仅有的亲密接触。
      
      契约精神遭遇混乱现实
      
      爱因斯坦到中国,使得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广泛,并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达到高潮。此前的1919年,北京大学已率先成立物理学系。此后的10年间,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也紧随其后。1932年8月,在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建议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并立刻拥有了70名会员。进入20世纪30年代,更多大学设相对论选修课,而在武汉大学,相对论是物理系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至此,真正是“人人都知道相对论这名词”了。
      但两次过中国而不演讲,成为爱因斯坦和中国知识界心中共同的遗憾。究其原因,是爱因斯坦重视的契约精神与中国当时的混乱社会现实矛盾的结果。
      中国方面已经同意了爱因斯坦的经济要求,并认为双方联系既然都是通过使馆级官员,就可以看成事实已经敲定。但爱因斯坦却认为既然你请的是我,那我们之间应该签订一个契约性质的东西,否则,我不认为你是认真的。这一点在后来爱因斯坦给蔡元培的信里也有说明。双方由于两个民族办事风格的不同而意见相左,不能不说是遗憾。
      另外,为了能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已经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因此,他很关心自己此次中国之行的收入,最起码来回不菲的路费总要中国方面负担的。但当时的中国内政一片混乱,即使象牙塔里的北京大学也无法幸免于难,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国立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院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了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对于演讲,爱因斯坦坚持自己只有用德文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就德语的翻译问题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一点也让认真严谨的爱因斯坦很介意。
      幸亏双方都是睿智豁达之士,后来通过书信彻底讲清楚了个中原委和误会遗憾。最令人感动的是蔡元培先生此时又大方善后,他对全国学术界说:“当我们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并引起世界关注时,我相信爱因斯坦会专程前来访问的。因此大家千万不要懊丧,而应该互相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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