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进归趋温和
时间：2021-07-12 08:00: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周立波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展现着作者不同的革命姿态，前者是以激进、怨恨的革命姿态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后者则以温和的变革理念想象着革命。从《暴风骤雨》中的激进革命姿态转向《山乡巨变》中的温和变革理念，这有着深刻的原因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1-0146-03
在青少年时期，周立波便投身革命洪流，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周立渡向往自由、憧憬革命，这从他三十年代初所取得笔名“立波”可以看出来(“立波”是英语Liberty自由的译音)。“革命是要寻求自由，革命者是那些在暴政面前为自由而战的人。”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周立波正是这样的革命者。从《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紧密配合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无不打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深深烙印，尤其是《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设计着新中国农村的建设蓝图，分别成为经典的土改小说和独具审美魅力的农业合作化小说。以往的论者多强调周立渡的革命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尤其侧重剖析《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如何真实地反映、再现农村革命。而很少有人研究周立渡是持怎样的革命姿态想象着革命，构建着从激进走向温和的革命话语。
一、《暴风骤雨》：激进的革命话语
作为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亲历者，周立波遵照“讲话”的精神，改造着原有的世界观，用政治和政策的眼光审视现实生活，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植人当时的革命理念，突出强调创作的政治效果和教育功能。《暴风骤雨》就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产物，它以贫雇农与恶霸地主的斗争为主线，凸现土改工作队如何组织群众对地主阶级进行革命。在作品中，周立波采用政治化的叙述方式，遵循着“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则，论证土改的政治合理性和阶级正义。《暴风骤雨》将农村中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简化为敌与友，这是革命话语逻辑架构的必然产物，也是周立波所期盼的政治效果。革命话语的逻辑架构，是将二元对立推到极致，革命彻底的二元逻辑消除了第三方，从而将“不革命”排斥在外。以赵玉林、郭全海为代表的元茂屯贫雇农与以韩老六、杜善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的，两者正好组成革命话语二元对立的逻辑架构，最鲜明地体现《暴风骤雨》激进的革命姿态。
在某种程度上，《暴风骤雨》建构着革命仇恨美学。贫雇农赤贫的生存困境激发了阶级仇恨，并促使他们走向革命。苦大仇深是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等贫雇农投身革命的阶级基础和强大动力。土改工作队组织的多次诉苦会唤醒贫雇农对地主的怨恨，从而积极投身于武装斗争。革命的动因在于怨恨。“舍克的分析指出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来的，革命可以激怒并动员群众，并使革命的激进行为在理念上获得正当性。”
工作队动员贫雇农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清算恶霸地主，这主要是通过大会小会上的诉苦，将阶级仇恨与贫困状态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创造怨恨产生所需的条件。舍勒认为，“怨恨的产生首先和人的报复、嫉妒等消极的反应性情感有关。”贫雇农参与多次诉苦运动之后，明确意识到“韩老六是大伙的仇人”，报仇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其次，怨恨的产生也和人喜欢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有关。”显然，差异的程度决定怨恨的强度。在斗争地主的“唠嗑会”上，队长萧祥强调贫雇农与地主的对比教育，从而煽动他们的怨恨情绪：“咱们大伙过的日子能不能和韩老六家比?咱们吃的、住的、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能和他比吗?”工作队注重贫雇农与地主的贫富差距和道德品质上的冲突，促使贫雇农意识到韩老六、杜善人等地主“不杀穷人不富”、“为富不仁”，因此仇恨富有者。作为革命启蒙者的工作队之所以在短时期能取得斗垮地主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利用和唤醒了他们报仇血恨的意识。地主占有物质和贫雇农反占有的斗争便成为革命发生的前提。进而萧队长宣传一种道德色彩浓厚的经济挖根：“斗争地主，是要回咱们自己的东西。”“第三，使人形式上平等但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也容易导致怨恨的产生。”贫雇农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而深感社会的不公，由此对地主产生怨恨。“平等感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以有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比如因贫富比较而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工作队通过煽动贫雇农的怨恨而发动他们对地主进行革命，从而在国家内部以仇恨意识为中介整合全体国民走向新的社会。《暴风骤雨》的结尾处写道，经过土改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得解放，作者借助激进的革命话语参与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
革命起因于怨恨，但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还有待于党用革命话语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暴风骤雨》突出强调以工作队为代表的党的作用，尤其是用党的领导精神培养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将阶级区分作为改造农村的出发点，走的是群众路线，“党把中国农民作为群众结集的主要动员对象，才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毛泽东的‘农村阶级分析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动员纲领，指导知识人政党成员深入农村作广泛的政治动员，使中国农民首先不是大规模地改变身份为工人群众或市民群众，而是政党理念化和组织化的群众：‘革命群众’。”农民要成为“革命群众”，必须经历革命话语的“规训”。土改中的革命话语极大地渗入革命积极分子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甚至从地主的口中也能听到很有时代感和颇具政治色彩的新名词。小说虽采用东北方言，但是经过革命话语改造之后变得不再纯正，他们的方言土语中常夹杂着革命化的词汇。作品强调，“转变最大的是老孙头”，“今儿的唠嗑会上，他就说了一篇包含很多新名词的演说”，如“革命路线”、“积极分子”、“眼瞅革命快要成功了”等新词。白玉山用分给自己的一块近地与别家换成一块远地，这引起妻子的不满。老孙头对白玉山说，“还得提拔提拔她，往后，别跟她吵吵，别叫资本家笑话咱们穷伙计。”但他只是借此显露自己的“革命性”而已。“当时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想：‘要我分一垧近地，也不肯换呀。’”老孙头残留的自私、私有观念在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仍需进一步的改造。
二、《山乡巨变》：温和的变革理念
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卡尔佛特将所有的革命模型概括为四个特征：“突发的”、“曝力性质的”、“政治演替”和“变革”。如果说《暴风骤雨》突出的是革命的“暴力性质”；那么《山乡巨变》展现的则是革命的“变革”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动员农民用革命的手段来清算地主恶霸，满足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和尊严，因此获取绝大多数农民的衷心拥戴。而新中国成立以后，能否实现社会主义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但小农经济对于集体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