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时间：2021-07-12 00:04: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杂志主编。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2000、2001年连续两届被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摘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语言，可以概括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改革 国有经济 计划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3.9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语言，可以概括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30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一、“摸着石头过河”：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径
中国在19s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制度。
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由于处于国家计划机关附属地位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国有经济的领导人对从苏联引入的新体制尤其感到不满。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体制的批评，党政引导考虑对这一体制作出调整。至于调整的方向，则有很不相同的考虑。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引入某些市场经济的因素。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则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化的计划经济，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于是，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支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潮，发动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学习他国的经验、总结自己的教训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
第一，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发文默许进行包产到户之后，全国兴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潮。到1983年初，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96。包产到户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比1980年增长85.5％。
第二，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了缓解“文革”后期出现的巨额预算赤字，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将一部分财政收支决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其余省及自治区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按照预定的比例或绝对额，在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分配收入。
第三，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串换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1979年，国务院转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按照“议价”自销超计划产品。1985年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双轨制”的确定，使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轨来购买生产物资和销售产品，也为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基本的经营环境。
第四，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对国际市场开放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中国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营造“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80年5月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
可以看到，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就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更深远的影响，是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方面，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另一方面，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在此基础上，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民营经济迅速扩张，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从1981年的183万户，增长到1985年的1171万户，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
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逐步明确
1980年代初期，随着对改革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研究已经逐渐超越了1970年代末期着重讨论“松绑放权”等具体措施，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问题。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