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与农村的文化启蒙
时间：2021-07-10 16:06: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9年4月4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等上海电影界左翼人士或地下党组织成员联合提出电影政策20条,建议党中央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电影政策,其中除了涉及没收国民党的电影资料和设施等之外,关于电影放映的问题,提及了“广泛设立国营电影院,先在每个省会,然后推及每个城市以至较大村镇;广设流动放映队,到农村、工矿及部队中放映。”[1]因此,建国后,党中央在组织接收国民党政府电影产业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电影产业政策的调查与制定。而电影政策的目标就是要把工人、农民尤其是文盲占据多数的农民教育成具有当家做主精神和能力,并以此带动农村土地改革等各项社会主义政策的落实。
一、农村放映网的构建
全国农村电影放映的起点,始于1950年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行的对1800名放映员的培训。此后,依行政级别而建立了隶属省文化局与专区文教科的放映总队、大队和中队。而电影事业管理局的电影发行只能到县,再由县级文化系统组织农村电影放映队。作为一种思想教育体制,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建设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电影队下乡放映的营业方式有包场、售票、免费三种。包场费一般从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支付,对于贫困偏远地区则免费放映。因此,电影放映队在成本核算时经常出现入不敷出。为了大力扶植农村电影放映队建设,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1953年6月6日发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将特种消费行为税改称文化娱乐税。财政部税务总局6月30日函复是,“一、文化娱乐税开征地区目前暂不变动;二、文化娱乐税开征地区的电影放映队在工厂、学校、团体、招待晚会放映电影免征文化娱乐税;三、电影队下乡放映电影免征工业税。”[2]针对农村电影放映的优惠税收政策持续了十七年。
除税收优惠外,农村放映队的人员编制没有限制。1954年的文化事业方针是反对盲目冒进和单纯追求数量的偏向的,但对放映队则放松数量限制。1958年,国家尝试推行由合作社自办农村电影放映单位,期望在十年左右达到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3]尽管不少地方出现了“通宵场”、“鸡叫场”的人力物力浪费现象,但对于农村电影放映网建设的推进而言,则是坚实的促进与提升。1962年12月7日,文化部发出《全国文化事业1962年调整精简情况及对1963年调整精简的意见》,将原来33个电影制片厂(不包括八一厂和其他部门的科教片厂)缩编为13个。而根据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统计,全国1961年的放映单位为18831,农村电影放映队为12308个;全国1962年的电影放映单位为18583,农村电影放映队为12184个;与1961年相比,全国的电影放映单位减少了248个,而农村的电影放映队只减少了 142个。至1964年,农村电影放映队数量达到了12656个。可见,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建设作为政治任务没有受到冲击。
解放前只有城里人或者富有者才能看到的电影被送到农村,带动了农村电影观众数量的激增。解放后三年里,电影观众数量增长了近十倍,达到5. 6亿人次。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达到了8. 2亿人次,其中60%就是农村观众。1959年9月至10月期间,文化部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举办“庆祝建国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一举展映35部优秀影片。在展览月期间,仅24天之内观众就达1. 2亿人次,在此之后,这些影片陆续到全国各中小城市和工矿、农村等广大地区映出。电影大众化和普及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电影放映网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电影放映队建设而在整个中国变成现实。[4]
农村电影放映网络的构建,是以电影为主流媒体在农村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的物质基础。
二、农村放映队与文化启蒙
在城乡常态性流动的农村电影放映队是城市文化的传递通道,也是传达党和政府政策的重要渠道,主要播放的影片类型包括新闻报道(时事新闻片)、娱乐(故事片)、科学教育(农业科教片)、儿童教育(美术片)的电影等。
上世纪50年代关于“票房论”的争论自有其道理,但国家“看到了从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为止,观众人次已达4390万以上人次,收入也已达46万元以上。其中农村工矿区的观众人次占4000万以上。这种在农村工矿区发行的观众人次的意义更不可能单纯地从经济观点上来估计,正如我们的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等等虽然每次必须从故事片收入中补贴一部分,但它所给予人民的教育意义是无价的。”[5]电影作为对农民文化启蒙的方式主要是对影片进行政治化、细化与具体化的解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帮助农民解读影片。
解放初期文盲占全国6亿人口的80%,而农村的文盲率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政治上翻了身,但因不识字不能在文化上翻身的中国人民,就不是彻底的翻身。[6]
不识字导致农民对于影像的读解能力相对较低。于是放映队员以农民习惯的曲艺说唱、幻灯、黑板报等手段,结合当前政策、当地实事以及电影内容进行映前介绍、映间插话、映后总结。例如河北昌黎县果乡放映员张子诚自编自唱了一段映前介绍:“电影队,来村庄;放的是《夺印》、《李双双》;映前还把快板数,把党的政策、当前生产、好人好事说端详;看的社员干劲起,都把‘双双’做榜样。”[7]针对农民看不懂的影片内容,放映队员利用影片对白间隙、或无声的闪回镜头处插入事先写好的简短对白,帮助农民把情节线索、人物身份、人物关系、段落政治涵义等揭示出来,深化农民理解影片内容。例如,有的农村大妈在《李双双》放映之后反映,李双双在村口与私拿集体木板的孙婆婆发生了争吵,怎么把木板拿到了自己家呢?可见,如果没有放映员的交代,群众的理解歧义会影响对影片主题的把握。对于国外影片更需要映间插话。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因为他们不懂汉语,再加上民族语言的译制影片又不多,于是放映员就兼任了影片对白的民族语言口译。截至1964年,农村电影放映队员一般都具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8]
第二、移风易俗。
农村电影放映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农村的现实生活而进行。吉林省和龙县放映队第一电影队在抗旱的时候,为社员放映《黄河飞渡》、《水库上的歌声》;为了配合革命传统教育,放映《上甘岭》、《董存瑞》、《党的女儿》;给民兵训练提供了《铁道游击队》、《地雷战》作为形象教材;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多次放映《槐树庄》、《李双双》、《红素宣传员》、《夺印》等影片;针对釜洞生产队一些农民怕吃苦不愿意到距离村子较远的山上除草,放映队就安排了《突破乌江》,推动了农民参加劳动的积极性。[9]
在生活态度方面,绥远省电化教育总队第五放映队是由五个女子构成的放映队,常年坐着胶轮大马车奔走于农村。每到一个村庄,都要事先召集农村宣传员、读报组长等进行影片内容介绍,让他们给老乡介绍,吸引大家前来观看。放映的第二天还进行各种形式的讨论。为配合当地的教员思想改造,给教员训练班放映了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激励大家到艰苦的地方教书贡献。放映《神鬼不灵》、《妇婴衛生》等影片吸引了很多妇女前来观看。
影片的移风易俗主要体现在对《婚姻法》的宣传 上。1950年《婚姻法》颁布之后,一些抱有封建婚姻观念的群众和干部把《婚姻法》说成是“离婚法”,是“拆散人家法”,是在“提倡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有的干部不支持妇女与封建婚姻作斗争,甚至阻止要求婚姻自主的妇女。宣传婚姻法的电影《儿女亲事》、《两家村》、《小姑贤》于1950年后相继拍摄放映。五十年代中期借振兴地方戏剧的时机,先后拍摄了《刘巧儿》(1956年)、《小二黑结婚》(1964年)、《罗汉钱》(1957年) 、《李二嫂改嫁》(1957年)、《借年》(1957年)等反映婚恋自由的电影,增强了婚姻法教育普及的民俗性。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