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视角下的乡村文化发展
时间：2021-07-10 00:02: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文通过对国家建构理论的理解，對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国家建构进行了对比分析，笔者认为在农民社会，国家建构的关节点在于对农村的可控性，并例举了国家在农村文化生活中发挥控制性以达到稳定社会的效果，最终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只有先将农民的社会性发展起来，才能更好的进行政治上的治理，并最终实现两者均衡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国家建构 中西对比
寺庙 国家作用
国家建构理论
对于国家建构理论的研究，最早起源西欧国家，这一概念首次由查尔斯·蒂利提出，他认为，欧洲国家形成的主要表现是：疆域控制的强化，政府从其他组织中分离出来并获得自主性，居中心地位及具备协调能力。徐勇教授认为国家建构是一个过程，最初主要用于描述和研究西方由分裂割据的传统国家走向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他还指出现代性要求世界为人所安排。国家同其他事物一样，是服从并适应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国家的存在必须有其合法性根据，即得到人民的认同。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传统国家无可比拟的国家机器，如果它不服从人的控制，就可能反过来成为压迫人的巨大力量。因此，现代国家除了是民族-国家以外，还是民主-国家。
在笔者看来，国家建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包括四个阶段：国家建构，稳定、发展到再建构的过程，这四个阶段相互连接，缺一不可，唯有把这个过程串联在一其起，国家才能实现良性的、可持续的循环式发展。
中西国家建构研究
通过对徐老师对中西国家建构的描述，笔者把他们做了一个对比，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展，中国与西欧在对国家建构中运用的手段不一样，但结果都引导国家走向了现代主义。
在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欧国家在主角对国家建构的推动力量上的不同造就了最终的结果不同，也影响到了社会力量在组成部分的众数。西欧国家以公民为大多数，而中国是由农民占据大多数。
在笔者看来，公民与农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在政治上，公民的参与度比农民高，农民往往习惯于服从和遵守；在经济上，公民社会以机械为主导，创造出高效的工业社会，而农民则以手工为主，形成了低效的农业社会；在文化上，公民社会更擅长于吸收外来文化，并弘扬与发展本土文化，而对于农民社会来说，更倾向于封闭和守旧。总体来看，农民社会相较与公民社会来说，其自身的发展相对缓慢，社会现代化程度相对比较落后。因此，虽然两个社会都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但中国的发展与西欧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中国国家建构关节点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总还占据很大的部分，那么如何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如何让农民的整体水平上升？笔者认为应该摆脱边缘化思想，把农民放在可控的范围内。借用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署提出的国家建构的三条内源型策略路径，就是对农村实行良治、新公共管理 和去边缘化，在良治的基础上对农村实施新的公共管理，消除农村长久以来的边缘位置，使其的政治性权利与社会化权利相互平衡。徐教授认为良治的基础是要让“政权下乡”，“政权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途径。其核心内容是要建立合理化的官僚制度，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监控和动员能力。“政权下乡”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将政治权力从散落于乡里村落集中到国家，纵向集权；二是从统一的权力中心发散，使政治权力的影响范围在地理空间和人群上不断扩大。其次是进行新公共管理，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还是在文化发展方面，都对其进行一定的管理，实现公共事业的可控性，最后让乡村社会摆脱边缘化位置。
国家建构中寺庙的作用
对于村庄进行新公共管理，不仅可以实现农村的发展，也能够反映国家对村庄建设的重视程度，更能够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月印寺位于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小山村，后由于各种原因改建为X小学。1998年，国家有关政府部门提出还原寺庙的口号，理由有三点：第一，要重塑乡村文化；第二，这是农村人的一直精神信仰，理应维持；第三，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四年之后，寺庙得以恢复全貌。
为何国家会选择恢复庙宇而非持续教育呢？笔者对此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教育控制
众所周知，国家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城市教育还是乡村教育，其权利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X小学虽招收了X村所有学生，但学生人数不多，且该村距离Y村比较近，再加之Y小学容纳量客观。两个小学合并，一方面降低了教育成本，另一方面也便于教育的管理。
（2）村庄控制
X村于2009年左右与Y村合并，统称为Y村。恢复寺庙原貌，合并小学教育为村庄的合并打下基础，减少了村庄合并过程中的阻力，降低了村民之间的排斥程度，有利于村庄的建设与发展。
（3）社会控制
Y村位于边疆地区，暴力、毒品与艾滋一直游走在村庄周围，据调查，这些社会不稳定分子的年龄以16—35岁的人员居多。当学校教育已经无法控制这群人的时候，国家就会考虑社会教育，而对信仰的重塑也是其中之一。寺庙的恢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教育社会人员，长期上对不稳定分子的数量会产生一定的控制。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直接对村庄生活进行干预，而是以委派方式对寺庙进行间接的管理，对村庄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控制的作用，不仅受到了村民的拥戴，而且收到了预期的维稳效果，稳定了乡村的政治秩序，维护了国家的和谐。
结论
社会基础秩序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当一个村庄的经济生产生活到达一定的发展，但政治参与度低下时，维稳的内容就应当向文化稳定靠拢，以文化为依托，进行社会管理，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村民的政治参与度，实现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最终构建出一个稳定、和谐、发展的国家。
[1]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 年）[M].魏洪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
[4] 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20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