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研究综述
时间：2021-07-10 00:00: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国民性”一词引入中国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关于国民性话语一直存在着众多争议。因此，厘定“国民性”的有关基本属性是进行国民性研究的先决条件。
［关键词］ 国民性；源起；争议；含义；特点；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07)04-0060-04
“国民性”问题曾是20世纪初被热烈讨论的话题，进入50年代后一度沉寂，近二十年来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又日渐升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温元凯与倪端著《改革与国民性改造》、郑欣淼著《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与沙莲香编著《中国民族性》（一）、（二）等几部代表性的研究国民性问题的专著，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后学者参阅引述的重要资料。20世纪90年代，又有任剑涛著《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和俞祖华著《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问世。近几年，王德复著《民族复兴新论：国民性重铸与改革》和袁洪亮著《人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等作品陆续出版，更加丰富了国民性研究的内容。此外，还有学者编辑出版了《反省中国人：文化名人剖析国民性》、《东方人与西方人：各国国民性格管窥》、《国民性面面观：中国名人论中国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等书籍。还再版了如《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E·A·罗斯眼中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佬》、《1897年的中国》、《中国人的性格》等早期西方人士观察描绘中国的论著。这些均成为研究中国国民性很好的借鉴材料。
至于相关论文的发表，较之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其中如中山大学的袁洪亮、鲁东大学的俞祖华两位学者的论文数量较他人尤其为多，见解也颇为深刻。诸多的研究有以考察近代国民性思想的演变规律、发展脉络为重点的；有对梁启超、严复、陈独秀尤其是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国民性思想进行翔实的个案研究的；有将国民性与科技、教育、文化等不同学科领域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的。
但在这浓厚的学术氛围中，也有着美中不足，即有关国民性问题研究仍然存在众多的分歧和争议，每一个学者的观点都并非无懈可击，以至有人说“从事民族性研究是一件注定要受指责的事。”[1]这种分歧与争议使国民性研究始终不能形成一种思想的共识和实践的力行，也导致了“整体研究水平还不高”[2]。
针对这些分歧和争议，笔者在参阅了大量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对国民性的一些基本的属性进行了解析，希望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帮助，起到借鉴之作用，切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国民性”的源起
“国民性”一词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译用的西方词汇，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 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由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从日本引入，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属于所谓“先由日本人以汉字的配合去‘意译’或部分的‘音译’欧美语言的词,再由汉族人民搬进现代汉语里面来,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3]。
二、“国民性”话语的争议
在近三十年的国民性问题研究中，存在很多争议，主要表现如下。
1.“国民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民性问题解禁时最先被触及的话题。因为依此前的观点，“国民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相悖，“国民性”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
对于不认同阶级理论的人来说，这二者相悖的观点是无从谈起的。即使认同，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国民性”并不否定“阶级性”，二者只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一个人除了具备“阶级性”之外，也同时具有“国民性”。阶级性是该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本质属性，而国民性作为全体国民的一种共性，和阶级的差别性形成同与不同的对立统一：国民共性寓于不同阶级性之中，不同阶级属性含有国民共性；同时，国民性在不同阶级的人们身上不可避免要打上本阶级的烙印。目前，这个问题已鲜有人再去纠缠。
2.“国民性”概念的认同问题
有人根本就反对“国民性”的提法，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有学者只承认“民族性”概念，而用“臭名昭著”一词形容“国民性”，否定之情溢于言表[4]。
严格地讲，在中国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的确不严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民族之众多，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使用“民族性”概念或许更贴切些。对此，我们要认识到，创造国民性理论的西欧国家都几乎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作为这一理论“二传手”的日本也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对他们而言，national这个词以“国家”或“民族”解并无太大差异，而这却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使用这个词时面临的症结所在。但是，国民性理论本质上讲是一种以国家而非以民族为主体的理论，它适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竞争。另外，“国民性”一词被引入和使用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没有更严谨的词取代或达成一致意见之前，我们暂且使用。
3.国民性存在的认可问题
“中国国民性存在与否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5］153是另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国家内部，尽管有比较多的人有某种性格，但不能说成是国民性。一国国民具有的性格、行为在另一国国民身上也会有所表现，难以对其进行划分、界定。国民性“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们在国难当头时意在振兴的工具而已。虽然这工具流传下来又很被重视，但不难发现，它除了被赏玩和空谈而外毫无价值。”
[5］154
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应认识到国民性的主体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中的国民，而国家又是国民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体形式。不同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发展、伦理道德等的差异，而使国民的思想价值体系有着不同的内在差异，这些内在的差异又外化为他们言语、行为等可表现的外在差异，从而使各国国民之间表现出一定的不同。像我们形容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意大利人散漫一样，就是简单、笼统而又概括的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国民性格的差异。当然，一国所具有的国民性格的某些方面，在另一国的国民性格中也有表现，如散漫这一词也常被用来形容西班牙人，但我们都清楚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是绝不尽同，有着众多差异的。
4.引入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问题
一些学者不否认“国民性”概念和国民性的存在，但对中国引入、倡导国民性理论有异议。他们将“国民性”话语称为“神话”[6]，认为国民性理论是一个“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7]，是“含有鲜明种族特色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殖民霸权主义理论,并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阐释压迫弱小民族、国家的理论根据。”[8]因而认为国民性改造的倡导者，如鲁迅，是无形中做了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工具。
说国民性埋伏着西方霸权的话语有失偏颇。固然“国民性”一词是欧洲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产生的，随着欧洲国家殖民扩张而应用于全世界，在西方人士对中国国民性介绍、评说、探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带有一些贬低色彩，个别殖民主义者也的确出于侵略、奴役中国的动机而肆意侮辱中国国民的不良性格。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国民性理论是有使用价值的，不能因为某些人在我们身上的恶意使用而排斥它，就如同坚船利炮是西方列强侵略我们的工具我们就放[LL]弃拥有它们一样。我们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从而实现国家的复兴。另外，认为国民性理论是西方殖民霸权理论的人对中国早期的国民性理论和国民性思想的宣传者认识有误。在思想渊源上，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有两个源头，表面上，它受到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却与借道德人心以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模式一脉相承。而宣扬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者也仅是借用了西方的这一理论为救国育民所用，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先知先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