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的转变
时间：2021-07-06 08:02: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格局的变迁，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理想主义是战前工党外交政策的主调，在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它信奉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发挥国际联盟的作用，反对重整军备。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逐渐接受了丘吉尔战时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战后初期工党执政后，在外交政策方面摒弃了过去的理想主义，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工党政府推动美国参加欧洲防务，借助美国的力量建立起欧洲均势，满足了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工党政府同样从现实主义出发，撤出了印度和巴勒斯坦。从战前的理想主义到战后的现实主义，工党外交理念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外交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图分类号：K5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6-0051-05
作为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工党是现代英国政坛上的一支强势力量，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无疑具有重大影响。二战前工党是在野党，战后初期上台执政。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工党由战前的理想主义外交转变为战后的现实主义外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由于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英国外交。英国认为新的国际秩序应当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这两种机制也是理想主义的两大支柱：一是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达成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保持世界局势的稳定。二是建立和完善新的外交合作渠道，以合作取代对抗，以谈判取代战争。在各种渠道中，英国尤其看重国际联盟的作用，认为国际联盟将会把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共同排解纠纷，裁减军备，避免再发生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当《国际联盟盟约》公布后，伦敦《泰晤士报》写道：“有些人原先以为国联不过是国际美好愿望的空中楼阁，读了今天公布的盟约以后，将会改变看法了……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设想，已经从云端落地了。”［1］（P138）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作了精彩的概括。他指出，理想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和平而且正义的世界秩序，觉醒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回应，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进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2］（P6）
历史学家E.H.卡尔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二十年危机》一书中，就当时英国外交事务中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提出了警告，并指出国家间的权力角逐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但是，战前无论是执政的保守党，还是在野的工党，都主张各国真心实意地裁军，真心实意地依靠国际联盟调解争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当时以保守党为主的国民政府只能在绥靖政策中寻找出路。英国政府一直认为：希特勒在外交事务方面至多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即只想对《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行动自由的那些条款进行修改。但是很显然，这种判断是错误的。1939年春，希特勒德国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英国仍然对德国法西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绥靖政策。甚至在德波战争爆发以后，英国首相张伯伦等人还是希望通过经济封锁迫使德国让步议和。
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工党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比保守党更为浓厚。1933年10月4日，工党年会一致通过了两项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一项是要求全面裁军并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另一项是号召全党开展反战宣传，要求以包括总罢工在内的一切步骤制止政府采取导致战争的行动。1935年，工党领导人兰斯伯雷从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反对采取手段制止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的提案。他说：“我相信，我们的主早已注定我们过和平生活，彼此不相打扰。要是谁想在这方面妨碍我们，我就要象早期的基督教徒那样，说‘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坚持这个信仰；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将为它而牺牲’”。同年，艾德礼这样说明工党的政策：“我们主张通过国联来保障集体安全。我们反对利用武力作为政策工具。我们主张裁减军备和集体安全……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希望不通过重整军备而是通过裁减军备，来保障安全。” ［3］（P258）
工党直到1935年大选时，还指责国民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有的工党人士竟然要“关闭征兵站，解散军队，解除空军的武装”，“废除整个可怕的战争设施”。难怪1935年11月，张伯伦在反驳工党反对重整军备的主张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要防卫（defence）而不要视若无睹（defiance），而他们的政策则是要视若无睹而不要防卫 。” ［4］（P63）
工党一直把集体安全和民主原则应用在外交政策上，因此主张以单个国家武装力量为基础的安全必须让位于依靠所有国家提供的集体保证。工党认为世界结成一个联邦是能够实现的理想。在这个世界联邦中，各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发展，但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充分的合作，国际联盟可以成为世界联邦的开端。早在1918年，工党在《劳工与新社会秩序》中就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文件说：“我们赞成，实际上作为结束这个战争的和约的一部分，立即成立一个有普遍性的国际联盟或国际联合会（League or Society of Nations）—— 一个超国家的权威，附设下列机构：一个‘国际高等法院’以审理各国间的一切司法案件；一个‘国际议院’以制定大家都能同意的共同法律；以及一个‘国际调解评议会’力求不在最后发生冲突的条件下解决那些甚至非司法性的纠纷。我们将使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最庄严地承担并允诺共同反对其中任何一个破坏这个基本协议的国家。” ［5］（P113）工党在1934年绍司波特大会上通过的声明《战争与和平》，直到1937年仍然是工党的正式政策。它的要点如下：工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通过国联的集体和平体系的基础上，而且把国联看成是走向一个合作的世界联邦的第一步。工党不承认势力均衡的理论，要求将国家主权从属于对世界承担的责任。新的世界秩序有必要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世界各国在原料、交通运输、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等方面进行经济合作。如果有必要约束一个侵略国家，就接受使用武力的义务，主张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工党强调有必要对世界忠诚，而不对国家忠诚。
艾德礼接替兰斯伯雷担任工党领袖后，对党内和平主义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过于理想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艾德礼把和平主义者分为两派：乐观派和悲观派。乐观派相信，武力不能成就任何事情，因而是不必要的。他们相信完全裁减军备，认为一切战争都是罪恶，不管为了什么理由进行战争。艾德礼说：“我异常尊重那些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但是我不能承认这种见解的效能……如果引申到它的逻辑的结论上去，这种见解不是一种实际切合政治行动的主义，因为一切政府最终要依靠武力制裁。” ［5］（P118）
悲观派认为战争是十分恐怖的，而从战争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又是很小的，因此战争是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在他们看来，为了避免最坏的事情，有必要屈从侵略者的意志。艾德礼指出：“接受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似乎是对作恶者的全部投降。它意味着，社会在明确地对危害社会的人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准备接受那种看法。我认为这里有一些巨大的危险，这些危险不只是属于战争本身的，而是被我们将要抵抗的那种势力在精神上征服我们的那种危险。如果暴政的势力准备铤而走险，并且知道自由的势力不准备抵抗，自由就不会生存多久了。” ［5］（P119）艾德礼认识到，由于各主要国家没有执行国际联盟盟约，因此鼓励了法西斯国家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造成了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世界正逐步走向另一次世界大战。在分析当时的欧洲局势时，艾德礼肯定了苏联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他说：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是国联的成员国，它在外交上采取了非常现实的路线。苏联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潜在的侵略国家之间划清了界限，对资产阶级政府并没有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敌视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