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趋势与热点盘点
时间：2021-07-05 20:03: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政治学既是一门人文学科，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或多或少都不能摆脱价值判断的影响，主流的政治学理论一定服务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实证研究，虽然方法号称“实证”，但其实无法摆脱本国政治的影响，强国的政治学一定是为本国政治制度辩护的政治学，概念和理论构建一定有适应本国政治发展或对外输出政治需求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2013年中国政治学研究正在某种程度上展现这种自觉，这一迹象的出现，当然不能忽略国内外政治发展宏观背景的变化。
2013年中国政治学面临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变化，国际层面有二：第一，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成功控制形势，经济发展平稳，社会保持稳定，显著成就得到国际层面广泛承认；第二，中国崛起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随着中国央企的海外业务扩展，国际舆论“中国威胁论”上升，这部分源自于对中国政治体制缺乏认知。国内层面有二：第一，2012年十八大顺利召开，中国实现了中央新老两届领导集体之间稳定的、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同时为下一个10年甚至更长期的发展定下了可预期的战略规划；第二，中国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络基本形成，中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远景目标。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和新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两个影响：首先是国际话语权的微妙变化，西方民主制度一元论及其优越性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被重估；其次，越来越多的共识认识到中国政府是今天全球范围并不多见的有效政府，它拥有强力的宏观规划、决策和国家执行能力，但是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机制和国建能力的阐释还跟不上；更多的共识认识到中国正在追求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但是采取何种稳妥的方式推进其实现，尚需探索。
反映到政治学领域，总体来讲，2013年的中国政治学面对的是一个十八大后的“开局”之年，在理论研究方面的“立”明显多于“破”，“向里看”（国内政治经验研究）的研究明显比“向外看”（国外理论和制度研究）更富有成果。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制度的自信正在增加，对中国经验和实践的自觉认知和理论挖掘、阐释的欲望正在持续上升。
一、政治发展的路线设计研究呈现式微趋势，有关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明显升温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学界都保持着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问题的探讨，采取何种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关注度极高的议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新的理念层出不穷，先后形成了国家中心论、政党中心论、宪政中心论、协商民主论等典型路径。学术趋势检索显示，从90年代开始，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都有一个高峰期（它们分别是1998年、2003年、2008年）。但是有意思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2013年全年，政治学界并没有迎来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高峰期，相反，检索显示2013年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明显降温。如果结合国内国际背景来思考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路线设计开始回缩有其必然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论界对政治体制的消极反馈正在减弱。实际上，从google趋势检索来看“政治体制”或“政治改革”，可以发现关于这些宏观政治问题的社会热度近10年来呈现逐步降温的趋势。
在政治发展路线设计思维降温的同时，另外一个趋势却十分明显，近年来政治学界开始将更多的关注点和精力放在了中国自身制度建设、国家能力等反映体制有效性问题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援引亨廷顿的话“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但是中国政治学界真正开始广泛地关注中国政府自身有效性这一问题，是近几年的趋势。
政府有效性的一项重要基础是国家能力或国家基础能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界就有了国家能力的论述，以胡鞍钢、王绍光教授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为代表，推动了中国分税制改革，迅速改变了当时不平衡几近扭曲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然而，此后数年内有关国家能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财税汲取能力和预算管理能力，世纪之交发展到国家的再分配能力。但是总体上，与政治体制方面的相关议题相比，体制有效性和国家能力方面的研究相对处于弱势。2013年是《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北京大学专门组织会议邀请政治学界同仁加以纪念，当人们重新回味这部具有典型“经世致用”色彩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代表作时，还会发现有关国家能力问题研究的总体格局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近10年来，政治学界对国家体制的关注度正在逐渐从一般宪法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向侧重基本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转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关于体制和制度有效性和国家能力问题的实证研究正在逐渐升温。如果说原有的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主要是新左派和国家学派的理论关注点， 那么目前关于体制有效性和国家能力的研究，则更多地带有政治科学的性质，关注群体更普遍。近年来，政治学界关于国家能力和体制有效性的研究已经大大拓展，根据学术趋势检索，自2005年以来，有关国家能力的学术成果收录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实际上，变化主要不在数量方面，如果分析这些研究题目，可以发现当前人们对体制有效性和国家能力的研究视野和范围已经大大拓宽，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化发展，国家的社会监管能力和相关制度建设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认识到，中国要为一个即将崛起的大国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其必要前提在于需要国家具备一套优良的管制体制和充足的治理资源和能力，这与同期经济学界主张政府退缩、建立更彻底的市场机制的话语形成二重奏。
从2013年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来看，产生了一批以中国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主题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十分广泛，既包括传统的国家财税体制、再分配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又包括食品监管、药品监管、安全生产监管等社会监管体制，同时还有廉政制度建设、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建设等反映时下政治改革热点议程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理论方面，继2011年刘亚平《走向监管国家——以食品安全为例》以及刘鹏《转型中的监管型国家建设——基于对中国药品管理体制变迁（1949—2008）》的优秀实证案例研究之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学者欧树军的著作《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探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这项研究用精细的理论思维和厚实的实证素材证明了“认证”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不仅在理论上对国家基本制度研究做出了重要补充，而且关照今天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需要，无论是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网络，还是加强监管型国家建设，无疑都需要国家的认证能力做基础。广泛参照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模式，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树立了很好的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