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
时间：2021-07-05 20: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政治用语，是指常态政治生活中惯常使用的话语或术语。不同的政治用语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政府过程学说旨在研究和揭示政府实然运行的过程，而中国的政府过程明显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府过程。从政治用语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彰显了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当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它既有其独到的优点，也不乏一些问题和不足，在以后的发展中应当着力完善和改进。
关键词：中国；政府过程；政治用语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3-0069-05
一、政治用语及其特点
作为语言中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政治用语同时具有语言和政治文化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汉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反映了汉语词汇和语言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运用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它折射了中国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并对之进行了真实的记录。有学者认为，政治用语是“政治文献或政治活动中尤其是党和政府的文件和工作报告里的惯常用语，或使用频率高并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行，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的词语、短语或术语”[1]75。本文中的政治用语，是指常态政治生活中惯常使用的话语或术语，尤其是描述动态的政府过程的那些术语。它抽象反映了一定时空下某些具体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表达和传达的功能，是现实政治文献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不同的甚至是相同的政治用语彰显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内涵，可以说它昭示了政治生活最真实和最写意的一面。在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情境中，加之深受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政治用语有着中国化的本土特色。
政治用语的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政治用语具有语言运用所要求的一般性特点，例如要表达准确而无歧义、简洁实用而不显冗杂堆砌、规范客观而又不失灵活。其次，变化性与稳定性相统一，既能够反映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如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又能够保持核心用语的稳定性，如坚持“一国两制”、“四项基本原则”等。再次，通俗性与正式性并存，既简洁形象、通俗易懂，能够为广大公众所认知和接受，同时兼顾了政治用语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规范性，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最后，本土化与传统性相结合。中国政治生活的很多用语往往带有传统文化和政治文明的影子，一些惯常术语体现了深深的本土色彩，例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一些话语还随着社会的变化、政治生活的丰富化和民主化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思辨创新，反映时代要求和中国特色，如从“三个代表”的要求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变化[1]75-76等。
二、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政府过程
任何实际运行中的政府都会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偏离。它不仅仅是静态层面上的一种体制、一个体系，而且还是动态意义上的一种过程，反映了政府运行的实然状态。政府过程是现代政府学说和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研究政府行为和政府职能的一种重要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府过程是相对于政治传统中强调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反动而出现的[2]。 从政府过程角度研究政府，其核心过程是意见表达、意见综合、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信息传播和监督贯穿其中。西方国家的政府过程，其核心概念是“利益集团”、“压力”、“接近”，体现了政府与政府之外的团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和“能量交换”，而且“一个特定的政府过程，甚至是整个社会过程就是一个集团的活动、一种利益的表现以及一种压力的行使”[3]3-9。
现代政府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必然与其所处的社会进行互动和能量交换，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客观地存在着政府的运作过程、运作机制和运作程序。但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府过程超乎寻常地复杂。首先，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府过程最难以忽略和最难以处理的就是如何规范党政关系的问题，这在西方国家是根本不存在、不用讨论的。而在中国，党政关系是需要加以研究和规范的主要关系和主要问题，因而中国的政府过程最重要的不是利益集团问题，也不是“接近”问题[3]16-17。 其次，中国虽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是不可否认，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国情更为复杂。不仅地大人多，而且制度不完善、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由来已久。再次，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与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滞后并存，各种社会问题突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关物质—意识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似乎在中国出现了悖论，政治改革的缓慢推进以及社会建设的滞后似乎没有影响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仍然以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增长。虽然经济发展不断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但是从经验和实践来观察，这必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最后，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倾向于以行政为主导，虽然历经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却还是不得不面对“西西弗斯式”的无奈。控制有余、管理和服务不足，注重结果、忽视过程，重权力拥有、轻权力运作，人治色彩浓而法治化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中国政府过程的优化和制度化发展。
三、政治用语视角下中国政府过程的特殊性
（一）“信访”：从问题到议题
从当前的实际来看，信访的意义在于它是下情上达、信息沟通的中间环节，是从问题到议题的桥梁，甚至是催化剂。社会中似乎形成了这样的逻辑，即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尤其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只有敢于上访，把事情闹大，引起高层的重视，问题才能进入政策过程，才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解决结果。这折射出信访制度存在的悖论，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信访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和困境；另一方面是指虽然在制度设计上允许公众上访，但在实际考核中却将低上访甚至无上访作为衡量标准。在西方社会，意见表达的基本形式无疑是各种压力团体，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其特点就是能够系统表达意见、通过合法施压的途径“接近”政府[3]79。在当前中国，团体利益表达的主要形式是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作为公众意见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的和特殊的渠道，信访是指社会公众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形式，向党政机关或人民团体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申诉。信访设计的初衷是为公民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权利救济机制。但是由于信访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信访渠道淤塞，群访、越级上访、闹访、截访等现象不断。近年来，中国的信访潮接连不断，有人甚至戏称为“信访洪峰”。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的信访总量，由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约200万件次，逐年攀升，2000年已经突破1000万件次，2005年《信访条例》修订实施后，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处于高位运行态势[4]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信访制度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缺失：首先是信访体制不顺、机构林立造成各种矛盾和问题向上集中；再次是信访功能错位、责重权轻，导致政府权威消解；最后一点是信访程序缺失，立案、终结不规范，使小问题、小矛盾不断升温、膨胀[5]。
（二）“代”：领导人交替的非规范用语
西方民主政体中的政府领导人一般都以“届”来指称，在当前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则用“代”。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宣传中，已有四“代”领导集体，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代”明晰化、具体化地用于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是从邓小平开始的。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历经17届领导人，今后还会产生第18届领导人，但是在政治舆论和社会宣传中到目前只有四“代”领导集体。“代”的提出和使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依据和特殊意义。划分领导人的标准“不是年龄，不是某一事件，更不是如封建王朝般的世系相传的辈次，而是结合党的各届领导班子‘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提出的”[6]47。这就是邓小平提到的断“代”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稳定而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及存在一个领导核心；另外一个标准是有着明显“独立的东西”[6]46。从中可以看出，“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表现了中国不同时期，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特殊性，同时也折射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探索历程。从现实来看，考虑到中国现实政治的特殊性以及政治宣传和继承性的需要，它的使用或许还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期。但即便如此，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代”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代”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总结党的领导集体“从政的经验”和“斗争的经验”的标准上提出来的。其次，“代”与“届”是分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代”不是简单对中共领导人次第接续的表述，而是对“届”的总结，因而是一个高于“届”的政治学概念[6]47。 再次，随着党的发展和成熟，对领导人的任期做出了明确规定，党的领导人交替将越来越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最后，根据现代政党制度和政治实践，领导人的更替也多以“届”来表述。因此，就长远的政党和政治制度建设以及政治发展而言，对党的领导人的指称也应该更加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