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在党际协商与党群协商之间
时间：2021-07-05 16:0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关于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目前学术界实际存在“党际协商论”、“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三种观点。“党际协商论”由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事实性而具有较为优势的话语地位，而“公民协商论”和“折衷协商论”则却处于相对弱势。“公民协商论”的主要不足是缺乏对中国实践的现实考虑，“折衷协商论”则在协商概念内核的表述上较为模糊，而基于这两者提出“党群协商论”的观点是意图说明：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核更可能处于党际协商与党群协商之间，党际协商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历史制度的积淀，而党群协商则更多地反映了人民民主的规范性价值。
关键词：协商民主；党际协商；党群协商；公民协商
中图分类号：D621；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2-0057-04
一、西方语境下的协商民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理论研究的一支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就其内涵而言，协商民主并非民主范式的创新，而是西方古典协商理念的复兴。如乔恩·厄尔斯特所言，“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两者都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从政治实践来看，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便是协商民主的早期微观形态。古罗马贵族共和制中的元老院、人民大会，中世纪欧洲的等级会议也都是民主协商伴随政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在现代政治中，政治权力系统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也需要协商，通常体现在立法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同部门之间、执政党内部及政党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向、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在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协商过程对于公共决策制定、权力与利益分配都是必要性的。协商政治无论是作为基本政治运作过程，还是一种基本政治制度安排，都广泛地存在于现代民主政治之中。
从民主观念来看，古希腊的政治学中蕴含了参与政治和说服政治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公民要通过参与城邦活动获得政治生命。而在城邦的政治活动中，所有的公共事务都需要通过言辞和劝说而非强制和暴力来决定。古希腊的传统影响到近代思想家的民主观，如：柏克将议会视为“全国协商大会”，密尔将公共协商看作纠正和减少政府错误的途径，麦迪逊关于在立法机构设计时兼容协商能力的考虑等。卢梭也曾论述公民协商对政治社会的意义，认为唯有公民之间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才可以从大量的小分歧中产生公意，这样才能够实现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公共协商的理念还隐含在阿伦特关于话语民主和公共领域的论述当中，公共领域是公民自由、平等、真实地进行对话、协商与行动的领域，而话语民主的实质就是公共协商。协商民主真正作为规范的学术概念进行讨论，起源于1980年约瑟夫·毕赛特发表的《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之后，伯纳德-曼宁、乔舒亚·科恩、詹姆斯·伯曼、乔·埃尔斯特等纷纷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等当代欧洲著名思想家的加入讨论则使得协商民主概念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热潮。罗尔斯在其著名的原初状态概念的基础上，根据正义规则建立起一个理想对话的模式。原初状态提供了评价社会正义的不同解释方法，而协商民主集中各种不同偏好以使其接受公共和公开的检视。罗尔斯的观点影响到科恩等著名的协商民主论者。哈贝马斯则从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试图通过言语的相互理解建构一种个体充分自由和无强制共同生活的激进民主理想，也即他的“话语民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不是简单的投票和表决，它本质上是一种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通过话语论证达成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过程。吉登斯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生活政治，在全球化和反思社会的背景下，力图提倡一种对话式的能动性的政治以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吉登斯认为，协商民主已经与自由民主形成了鲜明对照，“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受某些社会准则指导的代议制；协商民主是在政治舞台上取得政策一致或试图取得政策一致的途径。”
西方协商民主论者对协商民主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归结为三类：第一类是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这一层次的协商民主要求容纳每个受决策影响的公民，实现参与的实质性平等以及过程性平等，以及参与者自由和公开的信息交流和相互理解。戴维·米勒(David Miller)㈨和凯洛林·亨德里克斯(Carolyn Hendriks)的定义倾向于这一层次。第二类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这一层次的协商民主则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明确责任，进而作出得到普遍认同的决策。乔治·瓦拉德茨(Jorge M.Valadez)则倾向于这一层次。第三类是作为社团或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这类观点将协商民主看作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麦弗·库克(Maeve Cooke)和乔苏·科恩(Joshua Cohen)倾向于这一定义。在这三类解释中，含义较宽泛也较容易使人接受的是第二类定义，即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
综合这些解释，我们可以总结出西方理论语境下协商民主的四个显著特征：第一，多元共识。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倾向明显，多样性日益成为社会的基本特征。协商民主要求公众在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利用理性和沟通实现妥协和共识。第二，公开审议。协商民主要求国家在立法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向公众公开，公众参与这一过程并表达其偏好和意向，最终使得公众的偏好影响国家决策。第三，平等参与。协商民主鼓励立法和决策的利益相关者在机会平等和资源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公共协商，在公民及其公民共同体之间构筑密集的参与网络，以实现公民个人及共同体的利益。第四，责任分担。协商民主要求参与者在对话过程中分担三类责任，表达自身偏好的责任、了解他人偏好的责任和认可协商后共同接受的结果的责任。
二、“党际协商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契合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被介绍进中国后，引起中国学界研究协商民主的浪潮。中国学者惊奇地发现，西方学术中这一新近流行的概念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实行的政治协商制度有明显契合之处。李君如、庄聪生、齐卫平等学者在经过论证后进而得出结论，中国政治协商制度便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李君如认为，人民政协是作为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民主政治。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讲，实行的主要是选举民主。从人民政协来讲，实行的主要是协商民主，这种民主形式的优点是能够在选举前和选举后保证各界别的政协委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表达意见”，“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人民政协就是公民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庄聪生认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