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多重幻像亦或客观必然
时间：2021-07-03 20:00: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先前“只闻国家，不见社会”的政治模式现正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阳光政务、法治国家建设、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都为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繁衍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公共领域的生成和提升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它完善了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和监督功能，促进良性循环的政治稳定的形成，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公共领域； 政治发展； 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7）12－０144－０3
一、 公共领域概念释读
公共领域的肇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建立在对谈或共同活动基础之上的公共领域是公民取得卓越成就的适当场所，因而城邦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如果要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话，下面的话最能说明问题：“就城邦中的成员而言，家庭生活是为了城邦中‘得体的生活’而存在的”；“一个人如果仅仅过着个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让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那样不愿建立这样一个领域），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1］
到了欧洲中世纪，由于封建领主权力不是古典民法或现代民法意义上的私有权，所以“私人占有”和“公共权力”这一对矛盾并不存在，所以“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2］
随着现代国家及市民社会的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孕育形成了。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最早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他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2］公共领域是相对私人领域而言的，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功能的理解和“公众舆论”范畴是分不开的，“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2］；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首要特征，而公众舆论和公共性原则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行使政治权力需要公众舆论不断加以控制，因为政治权力‘受到了大量的诱惑’；议会讨论的公共性确保‘公众能够进行监督’”。［2］理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而普遍开放性必须由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有教养有财产的人所需要的私人自律的资格作保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机制本身也充满矛盾：“公共领域本身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统治的，但是，在公共性原则的帮助下，却建立起了一种政治制度，其社会基础并没有消灭统治。”［2］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法治国家向社会福利国家的过渡，公共领域衰败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同时进行的，它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过程。“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没落形式，它允许各种组织凌驾于被剥夺了权利的公众头上，发挥展示或操纵的公共性。”［2］公共领域具备政治功能有两个基本的前提“客观上官僚决策的最小化和根据能够认识到的普遍利益使利益结构冲突相对化。”［2］为此，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末尾中提出了一种由大众传媒控制的竞争模式，他认为“社会福利国家大众民主前提下的公众交往能否建立，仅仅取决于准公众舆论的封闭性循环与迄今为止非公众舆论的非正式领域之间是否以组织内部公共领域的批判的公共性为中介。”［2］
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哈贝马斯所研究的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尝试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但是美国著名学者罗威廉指出：“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哈贝马斯概念的使用恐怕并不会得到他的认可，”［3］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此问题时，务必要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分析清楚，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冉玫烁指出：“从17世纪初以来市民社会便一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概念在西方政治理论或历史典籍中却都影响较微，因而对非西方世界更适合采用。”［4］
二、 公共领域在当代中国的土壤中孕育繁衍的可行性研究
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就以“目前中国并未有市民社会的形成”的话语断然否定在中国尝试塑造公共领域研究和努力，未免显得轻率。哈贝马斯在回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景天魁问题时指出：“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将最终促进而且也需要民主形式的舆论必须植根于其中的，我们称之为政治公共领域和联系网络的等价物。”［5］
在我国，社会处于制度变迁的风林渡口，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凸显，国家社会如果不为他们提供舒缓情绪压力和进行利益表达和诉求的通道，那么在进一步市场化过程中，马太效应会在他们身上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的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生成和塑造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为解决此问题而开出来的一剂良方，它能达到社会治疗的作用，消除社会的紧张和不安。可以说，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公共领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家的部分职能不断地从本来并不属于它管辖的社会领域退出，国家也逐渐从传统人治政治向现代法治政治转变，从革命型政党治国模式向法理型政党治国模式转型。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能力有决心也实际建立和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和措施处理好与现代社会、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6］但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当选民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直接的相关性，或者选择的成本太高的时候，理性的选民就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利益集团或者政府操纵和支配公共政策，导致政治冷漠症。”［7］因此为了消除公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遇到的内外障碍，降低人们民主参与决策的成本和代价，形成有效的公众舆论，党和政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创设外部环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1． 阳光政务拉近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距离。公众舆论的形成，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对于政府信息的获得，否则公众缺乏必要的政府信息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参与，公众舆论就成为一句空话。“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了政务信息主动公开的基本要求和公开的内容，也规定了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重点，还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公开的信息。”［8］这样，公众取得公共议题的途径就更加便捷，因为只有政府信息像源源不断的泉流输入到公共领域，它才会活跃起来，所以这个《条例》的出台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把公共领域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受到社会内部环境和社会外部环境的干扰，伊斯顿认为“干扰是一个概念，它被用来特指一个系统的总体环境所产生的那些影响，这个总体环境作用于这个系统，从而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系统本身。并不是所有的干扰都会对系统造成压力的，有些干扰对于系统的持续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对于可能造成的压力则完全是中性的。但是，许多干扰被认为会造成压力。”［9］政府信息公开以后，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职责权限、办事结果、监督方式等信息能够为广大群众知晓，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公共领域的生成和塑造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