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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理论演变的新特点及对中国地缘战略的思考?

    时间:2021-07-03 16:03: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以制定合适的地缘战略,对中国而言越来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从权力视角、空间结构主义视角、冲突视角和绝对主义视角来解读国际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地缘经济学、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网权论、天权论等,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权力内涵的多元化,非地理空间重要性的凸显,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地缘政治理论本身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理论发展的目的均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特别是与国家地缘战略的制定紧密相关。因此,结合中国自身国情和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合理吸收有关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在发展中國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积极谋划中国的地缘战略,明确地缘战略目标,动态评估战略环境,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实现中国地缘战略的系统性提升。
      【关键词】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理论 中国地缘战略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分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K9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6-0095-18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6006
      历史上,地缘政治理论与大国的地缘战略密切相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国地缘战略的制定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以地理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地缘政治理论尽管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难题,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地缘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和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国家利益的外溢呈加速态势,而当今国际权力格局则处在转型之中,因此中国应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地缘战略。地缘战略的制定深受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带有明显的扩张主义色彩和争霸逻辑,不符合中国寻求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因此地缘政治理论在中国曾一度遭到诟病和排斥。但是,人为“过滤”并未导致地缘因素重要性的下降,尤其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日渐式微的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再次受到学界关注,这也证明了地理因素的客观重要性。而自2017年6月开始并持续了70多天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度的传统地缘政治思维。这些客观事实表明,地缘政治思维在国家间的战略互动中从未淡化,实际上一直在发挥潜在作用,甚至主导着部分国家的行为逻辑。只是在冷战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技的进步、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全球治理的发展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缘竞争的外在环境,并使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在冷战后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对冷战结束之前以及之后的地缘政治理论特点进行分析,以深化对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整体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提出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特点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最早由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于1899年提出,并将地缘政治视为“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 。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地缘政治是一种关于地理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关系影响的分析”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包括海权论、国家有机体论、心脏地带论以及边缘地带论,也可以总体归纳为关于海权与陆权的研究。
      1890年,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通过考察英国在17—19世纪期间海上霸权建立的历程,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其主要结论是“海权对‘历史进程和国家繁荣’有着巨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对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福祉至关重要, 并认为海权拥有毋庸置疑的国际政治权力价值。 而获取海权的关键在于对海上重要咽喉要道以及航线实施控制,以获取制海权。该理论被西方大国长期奉为圭臬,美国的海权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地缘政治理论的观点。这也使该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热捧,例如,印度军方就长期把马汉的海权论视为印度海权发展的“圣经”,除了马汉提出的构成海权的六要素(即地理位置、形态构成、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特征以及政府体制)外,还包括印度的海权鼻祖、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贾瓦拉姆·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所提出的更为关键的第七要素——科学成就与工业实力,印度认为其自独立以来除了政府体制、科学成就与工业实力这两方面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外,其他五个方面已具备海权发展要求。 1958年3月,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站在“迈索尔”(INS Mysore)号巡洋舰的甲板上说:“……我们无法承受在海上软弱的代价……历史证明无论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印度的海上贸易将仰人鼻息;其次,印度的独立不保。” 此外,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马汉海权论的影响。
      另外,由于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德国政治地理学之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97年在其《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了地缘政治研究,提出了国家有机体论,强调“生存空间”与“种族优越”,认为国家就像生物有机体那样具有生长、扩张与死亡周期,而国家要实现生存与发展必须对外实行领土扩张,拓宽疆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也为德国后来的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真正对希特勒的纳粹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关键人物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他在吸收拉采尔、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其学生鲁道夫·沃尔特·理查德·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ss)获得了直接向希特勒兜售其生存空间论的机会,并被希特勒写进了《我的奋斗》一书中。 而德国地缘政治学派也正因其刻意扭曲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实质,主张极端的地理决定论,成为德国在二战中进行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而遭到世人诟病,并导致二战后整个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衰落;正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也受到影响,同时还导致以国家有机体论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学界备受争议。而在英国,与马汉的海权论相对,1904年1月25日,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上宣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首次提出枢纽地带论,表达了对英国全球地位的深刻担忧。麦金德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枢纽地带的战略重要性,认为现代铁路系统的机动性为枢纽国(俄国)带来了优势,有利于其利用庞大的陆地资源向欧亚大陆边缘扩张并建设舰队。 英国尤其恐惧俄国与德国结盟对枢纽地区进行控制进而统一欧亚大陆, 从而使海权与陆权的权力对比向有利于陆权的方向转变,陆权对海权构成威胁, 进而对建立在海权优势基础上的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形成挑战。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相反,1942年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提出了边缘地带论,强调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西欧与东亚)比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带更重要,是控制世界的关键。他当时尤其担心欧亚大陆、印度洋地区最终被德日“轴心国”所控制,从而导致美国的海上航线面临被切断的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处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斯皮克曼的理论的合理性。总体来看,虽然上述几大理论在观点上有所区别,结论迥异,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本文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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