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对华外交的内生变量

时间：2021-07-01 16: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越南首都河内。对越南来说，中国一直是重要的现实存在，而越南对中国来说则不是，所以越南对中越关系带来的危险和机会都更加敏感。

　　6月19日至21日，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2011年就任越南国家主席以来首次访华。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谈中，张晋创表示“愿本着同志加兄弟的精神，增进政治互信”。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在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组成的“三驾马车”权力格局中，并不是每位越南国家领导人都以“同志加兄弟”形容越中两国关系。这种微妙的差异体现了越南政治精英在对华态度上的温差。在没有“领导核心”的越南高层权力体系中，这种温差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对华外交上。
　　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武温（Alexander L. Vuving）认为，后冷战时代越南的对华政策并非由单一战略主导，而是不同战略之间的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这种局面是越南统治集团内部政治竞争使然，而不是统一的领导层在战略上的深思熟虑”。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越关系最为复杂、微妙。越南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高层权力格局的演变，是造成中越关系复杂、微妙的一个重要原因。越南革新开放进程的深化，也给中越外交互动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非对称性政治”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越南强大的北方邻国，历史上两国无论是敌是友或非敌非友，巨大的实力差距一直是常态，这也是至今仍然影响越南对华外交的大背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根据中越关系的这一特征，总结出“非对称性政治”理论。沃马克认为，中国与越南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造就了一种“非对称性结构”，这种结构在每个历史时段塑造和影响两国关系。他甚至认为中越关系不是“一对关系”，而是“两对关系”，即中国对越南的关系和越南对中国的关系，因为这两对关系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同。
　　在沃马克看来，这种由于地缘和历史因素造成的“非对称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往往不被人们所意识到。沃马克认为，这种特征往往导致越南对中国的行为过度敏感，而中国则对其政策给越南造成的影响不那么敏感，“对越南来说，中国一直是重要的现实存在，而越南对中国来说则不是，所以越南对中越关系带来的危险和机会都更加敏感”。2008年中国网络论坛上曾流传一个所谓中国对越南的“入侵计划”，并列出了军力部署、军事调动、打击方案等细节。虽然从常识上看，中国对越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不可想象，但这个网络论坛上的消息还是引起了越南外交和军事高层的警觉，越南外交部甚至还正式向中国提出抗议。
　　历史地看，中越关系的“非对称性”塑造了越南在应对中国时“对抗与尊重并存”的模式。在面临安全威胁时，越南往往选择对抗，但同时又表现出对中国这个强大近邻的尊重，以免遭受更大的威胁。武温以中国明朝征讨“黎利作乱”事件为例，认为“军事上对抗、外交上尊重”是越南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突出特征。“黎利率领的越南军队在已经击溃明朝军队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报复敌军，而是向他们提供粮草，使他们得以顺利返回中国。”越南“对抗与尊重并存”模式的现实版，则是越南在对美与对华关系上走“外交钢丝”。一方面，越南希望引入美国势力以弥补自身实力的弱势，另一方面也谨慎地不因此而引起中国的反弹。
　　虽然中国和越南近年来因南海问题摩擦不断，但两国关系总体上进入了平稳发展轨道。沃马克将目前的中越关系称为“成熟的不对称”，双方对对方的行为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预期。不过，沃马克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也指出：“全球化改变的是‘不对称关系’的内容而非本质，‘不对称性’是中越关系的永恒特征，中国和越南都融入了国际体系，这既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机会，同时也会造成脆弱性。”“实力上的落差会导致强势方与弱势方在利益和认知上的系统性差异。”

“二元”战略格局

　　胡志明去世后，越南逐渐形成了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三驾马车”高层权力格局。1986年革新开放后，这种权力格局得到强化。这种没有领导核心的权力格局，是越南对华外交战略表现出分歧一面的制度性因素。武温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说：“后冷战时代越南政治的特点就是国家战略的‘二元’特征，要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必须注意到越南统治精英之间在外交战略上的内部分歧。”在他看来，“保守派”更加注重越南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主张与中国接近，而“改革派”更加重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倾向于与欧美以及东亚发达国家发展关系。
　　把越南领导层划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或许过于简单，但也基本上反映了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对华外交的总体特征。事实上，越南对华外交的确形成了看似“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两国执政党、政府以及军方之间交流的制度化程度远比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成熟；另一方面，越南通过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制衡”中国的意愿，也是中国周边国家中较为突出的。武温认为，在战略层面，越南外交由核心领导圈控制，但这些高层决策者代表了不同的战略思路，越南的对华外交表现出的“不协调”多于“协调”。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越南领导层内部在对华外交上的不同取向不无关系。
　　党际交流在中越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0年越共总书记阮文灵访问成都，与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谈，打开了中越关系正常化之门。1999年2月，越共总书记黎可漂访华期间，中越双方确立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方针”。正是在黎可漂的倡议下，中国与越南在2000年建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治党治国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磋商机制。农德孟就任越共总书记的10年期间，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多次以“同志加兄弟”形容中越关系。在农德孟任期内，中越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越两军交流方面，继2005年启动中越军方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后，2010年这一机制升级为战略防务安全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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