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遗产与“申遗”政治
时间：2021-06-29 08:02: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反映战争罪行的警世遗产是否应该“申遗”？本文考察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历程，发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警世遗产的列入始终持有暧昧态度，申报过程中的高度政治博弈导致门槛越来越高。笔者认为，提升中国境内的警世遗产在全球语境中的影响，“申遗”只是一个政治姿态，关键在于其背后话语建构的效果，在于如何将部分人的苦难记忆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的全球记忆。
警世遗产
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中国已经拥有47项世界遗产，高居全球第二。尽管数量庞大，但国人依然“居安思危”，对韩国和日本在申遗上的种种动向非常敏感。这其中最为牵动神经的，是日本近年来所采取的申报二战遗产的行径。2014年2月，日本鹿儿岛县南九州市“知览特攻和平会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递交申请书，希望将该会馆收藏的“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信件等物品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引发中国政府、媒体与学界的强烈批判，认为“神风特攻队”的申遗行为是对世界遗产的一种“亵渎”，日本希望借助世界遗产的标签来模糊下一代的价值观。随即，中国启动了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行动。另外，在国家文物局设立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在列。在世界遗产的平台上，中国和日本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话语战争。
这场话语战争的性质是什么？见证二战罪行的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主要途径和障碍在哪里？本文通过考察两个最著名的战争遗产——“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申遗的过程与后续影响，揭示“警世遗产”的特征及其申遗的挑战。
首先要简单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体系。狭义层面，世界遗产单指在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框架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基本对应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随后，针对民俗、口头文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又设立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珍贵文献的保护，设立了“世界记忆遗产”。上述三类遗产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均可泛称“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和传承代表人类文明“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但有一类遗产非常特殊，它们的“突出普遍价值”并非正面，而是负面的价值。英语中，反映人类文明进程中残酷、黑暗、苦难历史的物质遗存，一般被称为“difficult heritage”。Difficult有“麻烦的”、“难以管理”和“苦难的”等含义。作为heritage的修饰词，difficult在这个语境中体现出两种维度的“难”： 一是“情感之难”，个人、群体、国家，在对待自己曾经历的悲惨历史时，往往深深陷入苦难记忆不能自拔，其情感难以从记忆中解脱；二是“叙事之难”，见证负面历史的遗产一般涉及两个对立的群体——受害者和迫害者，而有时迫害者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对遗产的解读会表现出一种暧昧的历史观。本文将“difficult heritage”译为“警世遗产”，因为这类遗产不仅面向受害者群体，更是让更多人——包括迫害者以及并未与该历史事件发生关联的其他群体——进行认知和反思。这种译法，既方便我们理解其内涵，也符合中文的行文习惯。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申遗”之路
1979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波兰申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举动在当时引发争议，因为世界遗产设计的初衷是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所体现的“价值”何在？
世界遗产针对文化遗产的遴选有六项标准，符合其中一条即可入选。这六条标准是：（1）人类创造性的智慧的杰作；（2）一段时间内或文化期内在建筑或技术、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一项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3）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经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4）是描绘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建筑物、建筑风格、科技组合或景观的范例；（5）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别是在其面临不可逆转的变迁时的传统人类居住或使用土地的突出范例；（6）直接或明显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可见，只有标准（6）能够满足体现人类丑陋历史的遗产入选要求，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是首个单独以标准（6）入围世界遗产的项目。
实际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申遗并非一次成功。1978年，波兰政府将奥斯维辛集中营列为申报项目，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是推迟一年再审议。官方文件中针对这个决定的解释是：每个缔约国每次最多申报两项世界遗产，由于波兰此次申报了三项符合资格的遗产并完整递交了申报文本，因此奥斯维辛集中营将推迟到下一年进行评议。不过根据当时参与了讨论过程的Ralph Slatyer回忆，真正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推迟审议的原因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中相当一部分成员认为世界遗产标准（6）的初衷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而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类遗产[1]。
这类争议直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下一年成功列入名录之后也不曾停止。在1979年的大会之前，一份针对如何使用世界遗产遴选标准的报告，专门讨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标准（6）的关系问题。报告认为，作为表现战争创伤的遗产，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足以“代表”其他相似遗产地。因此，“奥斯维辛可以被列入名录，但它的列入不能成为一系列类似遗产的先例。[2]”即其他类似遗产不应再继续申报。世界遗产委员会采纳了这项建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议中专门强调：“委员会决定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一项独特遗产列入名录，并在今后严格限制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遗产的申报。[3]”这段话的含义明确：此为特例，下不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