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思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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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教仁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首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活动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样一位地位高、影响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人物的研究却不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史学界对宋教仁的研究才逐渐深入。通过对1992年至2012年国内关于宋教仁思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围绕宋教仁的政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法律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综述。
关键词：宋教仁；思想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07-03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首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活动家。他从1903年参与建立华兴会到1913年被袁世凯刺杀于上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整整10年，宋教仁毕生追求民主宪政，最后甘为民主献身，他对整个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转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武昌起义前，宋教仁主要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武昌起义后，他积极致力于革命政权的建设活动，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又坚持不懈凭借议会和袁世凯进行斗争，是国民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实际主持人，他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功勋之卓著，是不容忽视的，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他的研究却没有提到相应的高度。
1978年之后，学界对宋教仁的研究逐渐得以深入。关于宋教仁研究的史料方面，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校注的《宋教仁日记》，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之后研究宋教仁的专著和文章开始增多，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旭麓、何泽福著《宋教仁》。1987年在湖南桃源县召开了宋教仁的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38篇和《宋教仁评传》一册，桃源县政协还特编了《宋教仁纪念专辑》，《宋教仁纪念专辑》包括《宋教仁传略》、《宋教仁家世》和有关人士写的回忆录和国内外学者的论文。进入90年代以后，关于宋教仁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挖掘并整理出版了部分宋教仁的史料，如1997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迟云飞与梁小进合作审订的资料集《喋血共和—宋教仁》，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社以《宋教仁自述1882-1913》为名重新出版了宋教仁日记。国内学术界除了挖掘有关宋教仁的史料外，还出版了多部研究宋教仁的专著，如1997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迟云飞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2010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迟云飞的《宋教仁思想研究》。国内自1992至2011年发表的关于宋教仁研究方面的论文达13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有一部分涉及宋教仁历史地位的评价和宋教仁的革命活动外，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宋教仁思想的研究。对宋教仁思想研究最多的是他的政治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法律思想及社会主义思想，近年来随着研究范围加大，还有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新闻思想等的研究。
一、关于宋教仁的政治思想研究
宋教仁的政治思想研究是宋教仁研究的一个热点，很多研究者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宋教仁的责任内阁、政党政治思想和民主宪政实践。
关于宋教仁议会政治思想产生的时间，杨天宏认为，“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思想产生于何时，从宋氏留下的文字中已经很难考证出来了，虽然1905年宋教仁在《醒狮》曾刊出《清太后之宪政谈》，但这篇文章没有就立宪正面立论，所以难以让人看出宋氏的主张究竟如何。”[1]朱欣成认为宋教仁在1911年写成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表达的政治改革构想：“‘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权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是宋教仁政治思想第一次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2]宋教仁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以后，他的民主、法制思想是否有吸收、发展的过程，其发展的轨迹如何暂时还没有学者专文论述。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对于新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有比较大的争执，争执的其中一方就是宋教仁，宋教仁认为“民国”初建时应该采用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认为“民国”应该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那么为什么宋教仁从一开始就选择责任内阁制并始终坚持，还积极付诸实践呢？周建林认为，宋教仁力主在中国推行内阁制的原因除了责任内阁志是他心中一直理想的政体外，还与他对当时的政治格局的思考有关，首先就是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其次就是“排除封建官僚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势力”[3]。杨逢银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宋教仁不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之后，由少数人出来执掌政权，他不主张能力顶高的强人来领导国家，而是接受进化的观点，相信人民会逐渐提高自治能力，这一思想在其1911年8月所著的《英国宪法革命》一文中有清楚的表达”[4]。
责任内阁制是与政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教仁很早就观察到政党内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政权的最佳途径，他想要在中国实行纯粹的“政党内阁制”，于是他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参加议会选举，以国民党组阁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宋教仁的这一做法过去曾被学术界认为是向后倒退，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他的这一宪政实践持肯定甚至是赞赏的态度。郝延军认为：“宋从革命思维到建设思维的转化，本是革命后人必须达到的认识水准，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于此我们就不得不肯定宋教仁认识的敏锐了。”[5]杨天宏认为，“在同盟会的核心领导当中，宋教仁是最早为适应这一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的政治家”，“殊不知这正是宋氏的高明之处，政治家的政治行为与时转移，何足为怪。”[1]刘洪英认为在当时和袁世凯斗争的政治形势下，宋教仁组建国民党实行政党内阁是打中了袁的要害，“在当时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避免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不必要的牺牲。”[6]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对宋教仁又恨又怕，收买不成便痛下杀手。
宋教仁在武昌起义之前做了很多革命宣传工作，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各国政治制度的译著，还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后改办为《民报》，1905年，清政府实行所谓“预备立宪”，为了揭露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谎言，宋教仁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宪政梦可醒矣》等大量时评。1911年宋教仁担任《民立报》主笔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介绍他的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思想。宋教仁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宣传对革命的推动作用为各研究者所肯定，但是也有人认为，“他对于自由、平等、反抗压迫、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原则的阐述，恰是其最薄弱的地方。过多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具体组织形式而忽视上述原则的创造性阐释，表面上看是他的宣传活动不深入的表现，而从本质上说是他所属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在政治理论上的反映。”[7]非常遗憾的是现在还没专文挖掘宋教仁革命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