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向何处去
时间：2021-06-28 08: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秩序 国际政治经济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5
如何认识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命题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正确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二是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的变化，三是正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在世界处于变化的“十字路口”时，不正确领悟这三个问题，既会导致消极保守，坐失机遇;也会导致盲目乐观，甚至会造成功亏一篑。中外历史的许多重大变革时期都印证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是什么，这既涉及本体论的问题，更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国际社会的本体既不是单纯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而应当是世界政治经济，是一个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上层结构的本体。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角度来认识当今世界的变化，就需要从经济基础的变化中来发现变化的根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在国际层面，国际生产分工是世界政治的经济基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相应的交换方式的变化是决定世界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
理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什么样的，这涉及如何认识不同的事物变化速率的问题。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出世界分为不同层次，它们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速率：第一是“事件世界（world of events）”，它是由与人们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事件所构成的，由此产生的“事件时间”（event time）变化速率每天都处于变化之中;第二是“转折世界（world of conjunctures）”，它是由一些社会转折所构成的，“转折时间”（conjunctural time）需要经历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时间，这一时间体现的是“一种温和节奏的历史，一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历史”;第三是“结构世界（world of structures）”，结构世界的变化需要几个世纪时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2]这三种世界变化速率体现的是世界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历史发展。日常的变化最终导致社会趋势的转折，趋势的转折最终导致社会模式与结构的最终转型与替代。按照这种世界变化的不同时段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中观的变化，一种世界趋势的变化，即现存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它可能是力量分化组织的开始，但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更不是世界共产主义的即将降临。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向何处去，不能以一种机械的、目的论式的方式来臆测，以为世界变化会自然地向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正处于转折的十字路口，但并不是意味著世界就必然地向着某个方向发展。虽然目前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种种矛盾与危机，但未来的发展仍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因为各种势力都会为未来世界的发展而努力，使世界秩序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因此，转折意味着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只有不畏困难、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为世界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所以，正确认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要摆脱机械论的束缚，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只有在这三个方面正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和角度观，才能客观地认识到世界的确处于真实的变化可能之中，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人类迈向文明进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才能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责任，在世界风云变化中，不囿于一时一事的纠缠，不困惑于暂时的挫折与纷扰，不为“事件世界”中的“浮云”“遮望眼”，基于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作为，不抱残守缺、消极适应。同时，冷静清醒，不盲目浮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物质基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生产活动的本源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的生存的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3]但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已经越来越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权力关系。[4]因此，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谁在生产分工中处于支配地位，谁就在利益与权力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形态和秩序。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这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原则以及相应阶级分析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也适用于国际社会，只不过这种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单位变成了国家而已。
马克思曾说，“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民族内部的分工）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6]国际分工体系是人类的社会分工生产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体现。围绕国际分工，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关系。谁主导国际/全球分工体系，谁就能从国际生产过程（当今的跨国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分配利益，就可能在国际权力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影响国际上层建筑（国际制度或全球治理）。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其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体现。马克思在他的那个时代曾经提到当时国际分工形成的国际政治结果：“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正是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塑造着一种全球性依附性生产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在历史上先以殖民体系为特征，后以金融控制形式呈现，而现在更多地依靠技术的控制形式。[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