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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伦理与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

    时间:2021-06-16 04:01:5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要:经济与伦理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劳动伦理从源头上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和方式。中国劳动力迁移行为具有与他国不同的典型特征,仅从经济因素的视角来解释是不足的,需要诉求于劳动伦理因素。中国乡土社会中经商逐利、勤勉耐劳、艰苦奋斗、安分守己、服膺现世等内化于心的劳动伦理,为劳动力迁移提供了强大的内在伦理支撑。当前,中国乡村伦理正在经历冲击和瓦解,一方面,要强化乡村伦理重建,重塑乡村道德秩序;另一方面,要进行社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通过提高工资水平、逐步放开农民工进城落户政策等途径,实现社会政策与伦理道德、经济行为的相容。
      关键词:劳动力迁移;乡土社会;劳动伦理
      中图分类号:F241;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00—5242(2011)05—0053—07
      
      引言
      
      在现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中,非经济因素不断地被抽离出去,经济学日益成为“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而事实上,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且是伦理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门学科,伦理学的诞生要远远早于经济学。
      经济学的勃兴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活动逐渐摆脱政治、宗教、家庭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领域。重农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而经济思想和理论真正作为系统化的科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集大成者当属亚当·斯密,此外还包括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
      经济学真正脱离伦理学,成为纯实证、价值中立的学科,应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边际效用学派以效用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以静态一般均衡为理论基础,将个人的经济行为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无伦理的“纯粹”科学。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逐渐以边际效用论替代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经济人”假说逐渐撇开伦理内涵,经济学从原本具有道德和规范特点的学科转变成作为工具和实证的学科,并不断向专业化、科学化、数学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迄今,主流经济学对伦理道德的关注越来越微弱,以至于“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事实上,伦理道德和经济行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伦理道德主要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影响着经济行为。一方面,“人类经济行为存在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亦即伦理道德从源头上影响着经济行为的动机和方式;另一方面,经济行为的结果需要接受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和规范分析,亦即伦理道德在终端上评判经济行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阿玛蒂亚·森将这两个方面分别称之为“伦理相关的行为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对于前者,意味着我们在分析经济行为时,不仅要考虑单纯的功利原则,还要考察经济行为背后的道德、文化、习俗等非经济因素,亦即人类实际行为要包含着比“经济人”假定更为丰富的内容,伦理考虑也是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重要因素。对于后者,意味着行为主体不仅要遵循市场秩序,还要接受伦理检视。
      在伦理道德和经济行为相关关系的两个维度中,劳动伦理属于前者,它从源头上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和方式。对于劳动伦理的关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斯·韦伯。他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刻阐释了宗教文化力量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新教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韦伯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文化特征、社会心理、习俗等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和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使人们对非经济因素的巨大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韦伯的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范式,那么这一理论命题能否在一个全新的区域和国家得以验证?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与传统伦理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迁移以及相伴而来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最重要的经济结构变迁过程,是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维度。为此,本文拟选取中国劳动力迁移的视角,探寻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背后的伦理支撑,解析其与传统乡村伦理之间的内在关联。
      目前,学界关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多数研究都是从经济因素的视角,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劳动力迁移的根本动因。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影响劳动力的非经济因素,如胡金华等分析了个体社会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程名望、史清华指出城市公共设施、户籍制度、社会歧视等诸多非经济因素都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同样,学界对于农民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不乏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费孝通精辟地阐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礼治秩序”等诸多典型特点。再如,刘志扬指出中国农民的传统观念中蕴藏着固有的进取精神,这是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精神与安全;申端锋指出中国当前农村婚姻伦理、财富伦理等生活伦理正在发生异化,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伦理性危机。但在上述两个主题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研究多是基于经济学视角,对乡村伦理的研究则多是基于伦理学或社会学视角,而基于交叉学科视角,将劳动伦理与农民经济行为相联系,进行关联性研究的文献则极为匮乏。正因如此,本文试图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全新的伦理视角,以弥补传统单纯经济分析范式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在研究主题上具有创新性。在现行经济研究日益“科学化”、“纯粹化”的背景下,本文回归到古典经济学关注伦理因素的良好传统,从“伦理相关的行为动机观”的维度,论证伦理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西方劳动伦理:演进过程及其社会效应
      
      马克斯·韦伯在其《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较早使用了“经济伦理(business ethic)”一词,意指“各种宗教心理对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实际驱动力”。同理,劳动伦理可以简要表述为人们对于劳动和工作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亦即人们对于劳动的内在价值认同,并由此产生的对实际劳动行为的影响。
      西方劳动伦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迁过程,对于劳动的价值认同是相对近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于人类古老的历史而言,劳动一直是艰苦和有辱人格的事情。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努力工作并不是希伯来人或中世纪的文化准则。直到宗教改革,体力劳动才逐渐得到包括富裕阶层在内的普遍文化认同。古希腊时期,劳动被视为一种诅咒和灾难。劳动对于满足物质生活是必需的,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明确指出,多数人的辛勤劳动是为了少数人从事纯心灵的艺术、哲学、政治活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认为,体力劳动是奴隶做的事情,自由人则追求从事大型商业、艺术活动,尤其是建筑或雕塑。罗马帝国解体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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