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型政府：现实性、学术性与价值性
时间：2021-06-09 12:03: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生态型政府”是近几年中国行政学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学术概念的现实性体现为：它既是对“生态反思”思潮的应和，也是“生态责任”语境下政府理念的适应性变革。它的学术性既表现为是一种策应“生态行政学”的理论话语，也是我国政府应对“生态困局”的理论探寻。它的理论建构倡导的是“生态价值优先”的主导价值追求，并通过“观念培育”与“制度建设”等路径来实现。
[关键词]生态型政府；政府范式；生态责任；生态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3-0053-06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行政话语的理论建构不断受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绿色政府”浪潮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理论话语模式适时地提出了我国政府管理“生态化”或“生态型”的一些改革主张，这些主张汇集到一点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在其职能定位上，修正或转换其身负数千年之久的前现代性的“统治职能”，而借鉴后现代主义“生态保护”的理念，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倡言的“生态管理”的政府模式。因此，一种呼应“绿色政府”的“生态型政府”话语理论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型政府”的研究成果以黄爱宝教授最为集中。自2002年他撰文研究“生态伦理”问题开始，先后在《南京社会科学》、《学海》和《理论探讨》等核心期刊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就生态型政府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究，在学术界点燃了这一主题研究的“星星之火”。笔者认为，要想使这一“星星之火”获得“燎原之势”。还需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加入到对这一学术话题的讨论中。所幸的是，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的政治语境，会使“生态型政府”的学术话语更具学术冲击力。为了响应生态型政府的学术话语，本文拟从现实性、学术性与价值性的三个维度展开探讨。
一、生态型政府提出的现实逻辑
1、应和“生态反思”思潮的理论表达
人类的“生态反思”是以“生态批评”作为发端的。1962年，美国生态文学家霄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问世，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在美国社会掀起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生态批评运动。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思潮，它的产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学术和哲学背景。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是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发展，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是对回避现实生态危机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反驳，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哲学的发展与成熟。它是一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性质，它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生态文学批评话语的牵引下，一种生态文化反思的运动正奔涌而出。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的态势。同时，环境保护运动作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一支力量，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发起了强劲的挑战。生态文化反思与社会生态运动互为犄角，相互呼应，促使了“现代生态学”与“生态世界观”的诞生。现代生态学与新的生态世界观成了沟通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纽带，成了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正如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所言：“整个文化已经走到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革命。”
在生态批评与生态反思向深度拓展时，从理论反思的层面上，它逐渐由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向法律、社会、政治、管理等社会学科领域扩展；在实践影响的层面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问题与政治决策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当思想家由生态环境问题深入到生态环境问题的“起因”时，就会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类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引起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与社会生产，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环境影响。因此，生态环境的社会问题与现实的政治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对此，美国学者A.HurreU说：“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总之，生态与政治的关联，正日益促进着两者之间的密切互动，从而呈现出“生态问题政治化”与“政治思维生态化”的双向互动，由此，也催生出一个新的学科——“生态政治学”。
如果说，生态批评、生态反思以及生态政治学还仅仅局限于“理性品格”的话，那么必须让它走向“实践的品格”。正如欧文·拉兹洛在讲到生态环境问题时所言：“需要一种新伦理，这种伦理必须驱动一个伟大运动，说服不情愿的领袖们和不情愿的政府，以及不情愿的人民。自己来实现必需的改变。”也就是说，生态批评、生态反思与生态政治学必须走下理性的神殿。由此，在现实的政治体系中，一个担当社会治理重任的政治权威力量——政府组织在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中的责任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2、“生态责任”语境下政府理念的变革
美国思想家马尔库塞说：“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而且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类的生活世界。它妨碍着人类对它的受欲式的占有与支配。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从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发出“人类与自然和解”的呐喊以来，人类在“异化”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探求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的路径。其中，作为社会治理主导力量的政府组织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学术反思的对象。早在1972年6月发表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中就曾明确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一方面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对于自然环境的责任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从社会的组织体系来看，政府是最大的掌管公共权威的组织，它是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与管理者，因此，它对自然环境这一“公共物品”负有保障与维护的责任。第二，从它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层面看，政府既是自然环境的最大干预者，同时又是自然环境被干预的评判者与监督者，政府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将决定自然环境的基本状况。因此，从价值的层面看，政府作为最具权威的公共组织，应是自然环境这一“公共物品”可持续利用的维护者，它对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负有责任，也就是说，政府是自然环境保护最大的责任人，这是政府与自然之间深刻的伦理关系。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政府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要调节的对象不可能是自然环境，而只能是政府的行为与理念。因此，这一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也是一种纯粹指向政府的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