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悖论”下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研究
时间：2021-06-09 08:03: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依然面临着危机。在“吉登斯悖论”下，我国地方政府在生态职责上存在的不做为值得重视。生态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多个方向深化和扩展，同时要处理好与生态公民养成、生态市场培育、城镇化建设、生态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中，“邻避效应”治理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
关键词：生态型政府；“吉登斯悖论”；邻避效应；生态公民；代际公平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1-0015-07
一、“吉登斯悖论”下我国生态危机现状及治理困境
2007年，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在我国经济连续五年两位数增幅的前提下曾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中国单位产值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是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余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五分之二的水系已经成为劣质水系，3亿农民喝不到安全水，4亿城市居民呼吸着污浊的空气，1500万人患上了支气管炎，……，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污染负荷还要增加四至五倍。”
十年过去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治理，但根本性的污染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生态危机依旧在发酵。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存在如下显著的问题：一是土地沙漠化加快，影响到4亿人的正常生活；二是土地退化明显，水土流失达367万平方公里，每年造成经济损失100亿元；三是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15%～20%的动植物受到威胁，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四是环境污染愈益严重，其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近乎失控；五是水资源严重短缺，仅为世界人均用水的28%。
在当代中国社会，稍有知觉的人都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都感知到生态灾害给自身生活带来了程度不等的侵害，都知道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同样，在当代中国社会，每一层级的政府机构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价值，都认识到生态保护已经刻不容缓，都知道生态危机可能演变为社会政治危机。然而，在很多公民眼里，生态保护是他人的事情，生态危机还很遥远，至少在二三代内不会演化为无可挽回的灾难，甚至认为自己一时的放纵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很少有公民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的非生态行为。同样，在当代中国社会，许多地方政府在“生态至上”的幌子下仍然偏执于经济效益，忽略了生态效益，至少未能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许多官员为追求政绩，大搞“面子工程”，以各种蛊惑性的华丽词藻来遮掩生态损害的代价。
在不否认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卓越成就的前提下，就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预期目标而言，这就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的现状，亦即“吉登斯悖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
2009年，生态经济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所著的《气候变化的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吉登斯悖论（Giddens Paradox）”，是指，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直接、具体、可见地感知全球变暖给人类社会和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危害，但是，无论这种灾害的前景多么可怕，绝大部分人依然会袖手旁观，我行我素[1]。吉登斯断言：“我们目前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
可见，在“吉登斯悖论”下，对于我国生态保护而言，不仅存在着公民行为失调，也存在着政府行为失调，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宗旨相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习近平同志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生态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项永不褪色的主题，其中，生态型政府建设是克服“吉登斯悖论”的必由之路。
二、生态型政府建设研究的兴起及其在我国的演进发展
在与生态灾害的抗争中，人们愈加意识到政府的作用，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期望，促进了生态型政府时代的到来[2]。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危机日见频繁，传统型政府的管制模式越来越难以奏效。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当代政府要自觉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并进行管理创新。当前，由生态危机所引起的种种问题愈加复杂，很难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和科技进步来解决，需要政府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利益、优化公共政策、履行公共职能，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1947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翰·M高斯在《政府生态学》一文中强调：“政府组织与行政行为必须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夏威夷大学里格斯在高斯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行政生态学是研究自然、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及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科学。1961年，里格斯出版了《生态公共行政学》，标志着生态行政学的诞生。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R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指出，如果政府忽略环境成本来计算经济的增长，生态环境势必沦为政府“业绩”的牺牲品。
随后，国际组织也关注到了生态型政府建设的必要性。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不仅是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人类地球宣言》指出：“各类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对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大规模环境政策和行动，将承担最大的责任。”
在西方绿色运动中，社会公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等发达国家相继爆发声势浩大的公民自发性抗议活动，目的在于迫使政府将民众所信奉的生态价值观落实到社会的各个方向，从此拉开了西方生态政治运动的序幕。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生态政治运动由单一化目标向多元化目标发展。科尔曼通过对欧美生态政治运动历程的总结，在本世纪初提出了生态政治的十大价值观：生态、社会正义、基层民主、非暴力、权力下放、社群为本的经济、女性主义、尊重多样性、個人与全球责任、可持续发展[3]。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呼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这一天被国际社会定为“地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