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解放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
时间：2021-05-25 20: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华北重镇太原自古以来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战略位置，太原的解放标志着阎锡山在山西38年统治的结束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在华北的最后据点，也为中共巩固华北局势、解放大西北和促进绥远国民党军队起义提供了有力保证，推动了全国解放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太原城市的接管更是中共城市工作实施的成功典范。三晋大地，左拥太行，右依吕梁，一条汾河贯通南北，可谓“表里山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陈毅曾赋诗曰：“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1]可见，经略山西不仅对华北、西北，乃至全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辖下的武装力量便依托山西地理优势不断给敌人以重创，并发展壮大自己；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共又从太岳、太行根据地抽调兵源，挺军南下。可以说，山西战略优势为国共两党所熟知。在解放军横扫关外、称雄齐鲁之时，山西境内的战斗亦是由南向北逐步推进。1948年夏，在中共结束“晋中战役”之后，山西境内国民党军队就重点退守太原地区——山西之“心脏”，妄图作困兽之斗。
太原居山西之中，西、北、东三面环山，中、南部为河谷平原，整个地形是北高南低的“簸箕形”盆地。南北同蒲、正太铁路在此交汇，是连接华北、西北的交通枢纽。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令太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其一，在军事上太原周边雄关环绕，易守难攻，是可进可退的要地。对南京方面来说，固守太原不仅可牵制中共向西北进发，而且会影响其在平津、绥远的争夺。其二，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太原地区地处汾河两岸，灌溉便利，农业发达，且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阎锡山自民国以来便不断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太原地区工农业发展水平曾一度成为全国之“楷模”。在太原解放之前，有钢铁厂、机械厂、洋灰厂、兵工厂等大型工矿企业80余座。所以，在中共看来，攻克太原可以极大地补充自己的战争消耗。国共双方战争之目的注定对太原的争夺是一场恶战。从1948年10月5日中共发起太原战役，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长达200余天，歼敌13.5万余人。战争历时之久、过程之艰辛，远远超过人民军队千里之外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战役，堪称全国之最。
太原解放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的政治军事统治
阎锡山自辛亥革命后便开始左右山西政局，虽经北洋、南京、日伪政权之更迭，其始终盘踞三晋大地。经过阎锡山38年经营，山西名义上归顺中央，实际是自己的私营领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例。许多人将阎锡山称作山西“土皇帝”，可以说并不过分。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阎锡山在战后所推行的“兵农合一”“三自传训”“警政合一”等反动政策更令山西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估计，从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晋中各县解放前，在“三自传训”运动中采取各种酷刑处死、被逼自杀的群众、共产党人就达3万余人，其中包括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对于这些暴行，阎锡山的解释是：处理得越残忍，就越能解救人，大家看见害怕，就不敢接近共产党，就能把更多的人救下来了。在“救人”与害人上，阎的思维无异于是强盗逻辑。而“兵农合一”更是将山西农村社会推向绝境。按阎的说法，“兵农合一”的一大目的是反共。但推行结果是各地农民普遍不满，甚至一部分地主也不满。平遥县推行“兵农合一”的闾良村，全村210户、61顷土地，多数青年被拉去当兵，土地荒芜达到1/2以上，不到一年时间就饿死29人，40余户农民外逃。因此，在山西多处流传着：“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的没有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组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2]另外，阎锡山还将国民党特务统治发挥到极致。在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简称特警处）成立后，便由其亲信梁化之一手操纵。从此，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在民众生活中无孔不入，常以“反共”为名逮捕进步青年、爱国人士。据统计，在1949年4月前，阎培植的特务多达1.3万余人。日本投降后，晋系军阀常以各种借口对“嫌疑犯”进行“感化”“教育”，仅1949年1月阎锡山特务组织感训队就“收训”2700多人，秘密处死280余人。当他们在“感化人犯”时，采取的完全是法西斯手段：棍审、手板、吊打、罚跪、坠砖、灌辣椒水、鞭抽、夹手指、钉竹签、老虎凳、电刑、火柱烫……
面对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阎锡山开始在太原周边大抓壮丁，普通居民被强行编入“战斗队”服务于“太原保卫战”，为前线提供各种劳役。他要求：“战斗城以太原城的要塞圈为起点，其范围内所有男女成员，均须编组起来，直接间接向战斗目标努力”；“战斗城范围内的战斗成员，无一人不劳动”；“战斗城内，实行历史上的战斗经济，在只求共生，不谋私蓄……实行人物管制，凡有害战斗城的人物往来，绝对管制；无益于战斗城的人物往来，相当管制”；“普遍实行军训，统一戡乱认识，集中戡乱力量，加强杀敌技能，以适应战斗城的战斗需要。”[3]阎的这些手段运用比起一年前南京政府颁布的《戡乱总动员》来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阎妄图用严酷的压制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这必然点起人民心中的怒火。正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解放军攻占运城、临汾、晋中之时都有普通民众火热支前的情景。当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的力量席卷全国之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阎锡山变得焦躁、惊恐。
1948年夏，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率领下的人民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全歼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的精锐部队——亲训师、晋系野战军主力及晋中地方部队9个师10万多人，俘虏8万余人，收复14座县城及晋中大片土地。而阎锡山所辖的主力部队已大部被歼灭，只有余部5个师和1个暂编总队收缩于太原及其外围地区。至此，双方战争力量发生逆转，阎锡山及其反动军官只能控制太原、大同两座孤城。7月22日，也就是“晋中战役”全部结束第二天，蒋介石乘坐专机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共商保并事宜。被解放军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许诺尽最大力量援救太原，除物资上的援助外还答应将进行军事援助，梦想着改变战场上的颓势。此后，驻守西安的胡宗南部整编第30师、驻守榆林的中央军第83旅被空运赴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