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军队应对战争威胁“两个基点”的三次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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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建设是应对战争威胁、制定军事战略的两个基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面临的需要，适时调整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建设基点，推动军队建设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轨道，走科技强军、质量建军的道路，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则由应对全面战争转变到应对机械化的局部战争，再转变到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进而转变到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关键词：军事斗争准备；军事力量建设；基点
收稿日期：2011-12-26
作者简介：卓爱平（1957-），女，福建莆田人，陆军军官学院政教室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军史。
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建设是应对战争威胁、制定军事战略的两个基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国情、军情、国际局势和世界军事发展的形势作为指导军队建设的基本依据，在敏锐洞察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中，根据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面临的需要，适时调整武装力量建设和武装力量运用的基点，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建设的基点实现了三次重大转变，反映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国面临战争威胁变化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一、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发展轨道
国家面临安全威胁形势的变化是决定“两个基点”调整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期观察和冷静分析，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对当今战争与和平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分析，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的战略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在举国迎敌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可能性逐步减小的状态下，军队的主要任务，开始由机械化条件下“盘马弯弓”的大规模全面战争转变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着眼新的历史起点上军队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军队建设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根据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邓小平从分析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入手，以尖锐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打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化解这一矛盾，不能走传统的以数量弥补质量差距的老路。军事力量的建设“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1］（P.82)以现代化为中心，走精兵之路。这一武装力量建设思路的重人转变，开启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的航向。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讲质量，讲真止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目标，[2］（P.94)全军部队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1980年，开始大力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1982年，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在1980年、1982年精简整编的基础上，以1985年“百万大裁军”为突破口，军队建设迈上精兵之路。邓小平称赞这一重大战略举措表面看“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2］（P.90)
二、从开创精兵之路步入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
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世情、国情、军情的变化变动，是调整军事战略“两个基点”的基本依据。20世纪9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与80年代相比有很大不同。世界范围的军事发展突飞猛进，“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把发展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的关键举措，力争掌握主动”[3］（P.285)，信息化成为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和本质。面对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在国家建设和军事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突出。基于高新技术大量涌现并运用于军事领域，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手段、指挥方式等发生的变化，江泽民从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确保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出发，把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力量的建设放在世界军事变革的趋势，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视野中加以考察，基于对深刻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深邃思考，江泽民从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仗、怎样打仗的高度，明确指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要从一般条件下的常规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由于我军仍然存在打现代条件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在武装力量建设的基点上，江泽民从我国的国情和军情出发提出：“从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前沿着眼，从增强军队履行使命的能力着眼，按照打赢战争和遏制战争的要求”，以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目标，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我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提高整体效能。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要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复合式发展。“走出一条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跃式发展的道路”，[4］（P.3)为此，1997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继续裁减军队员额50万，作出军队实施科技强军战略。科技强军战略的确立，表明军事力量建设开始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我军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以“精兵、合成、高效”为要求，转入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为我军在世界军事领域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指明了正确道路。
三、从科技强军驶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根据时代条件变化和军队肩负的使命任务调整“两个基点”，是新时期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鲜明特色。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在增长，但面临的外部制约因素也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国际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进一步增强，影响我国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所处的地位、肩负的任务更具挑战性。站在新的起点上，胡锦涛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深刻洞察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科学判断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着眼实现党的三大历史任务，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明确提出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肩负起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使命。胡锦涛关于我军历史使命的论述，拓展了军队的职能任务，扩展了军事力量运用的范围，提高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标准，充实了军事力量运用的指导原则，科学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和如何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体现了维护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维护国家自身利益与履行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