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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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震惊中外。为了掩饰国内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国民党诱骗中共代表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提出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基本要求。双方在1941年2月至3月初，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博弈。
中共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与蒋介石的舆论压力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布了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也将国共关系推到了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确定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方针。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提出了包括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自由、抚恤新四军伤亡将士、释放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引起重大反响，不仅中共党内一致拥护，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担心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磨等也是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在国际上，著名记者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引起国际舆论哗然。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和驻华大使也频频造访蒋介石，对国民党围歼新四军、取消其番号和关押军长叶挺的行径提出种种批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更以拒绝出席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宴会来表示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秘密会见周恩来，并向蒋介石表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英、美、苏等国的不支持，国际舆论的谴责，使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
参政会筹码与国共两党的政治谈判
正当国民党当局不断遭受国内外正义舆论的谴责而日益孤立之时，1941年1月下旬，侵华日军调集5个师团的兵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15万人包围于平汉铁路以东，这一事态客观上打乱了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计划。1月27日，蒋介石派联络代表张冲同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希望恢复两党谈判，提出允许中共领导的华中部队展期北移和新四军归属八路军增编一个军等廉价妥协条件，并要叶剑英回延安洽商，以此来代替对善后“十二条办法”的答复，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
此时，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政治斗争的焦点转到了中共参政员是否出席参政会的问题上。参政会尽管职责有限，却是一个各党派政治聚会的场所，因而也是展示各党派政治关系的场所。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也表示要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
国共裂痕能否弥合，将通过此次参政会接受公开检验，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参政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
毛泽东早已注意到此次参政会有文章可做。2月7日，他致電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蒋介石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经终结……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善办法不可……参政会又要召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周恩来于2月10日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等进行座谈。他们建议中共参政员以要求答复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此次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周恩来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2月14日复电周恩来，同意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否则不能出席参政会。同日，毛泽东亦就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复电周恩来指出，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蒋从未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他强调当前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基于以上研判，中共迅速锁定参政会，展开新一轮政治反攻。2月15日，毛泽东、陈绍禹等7位中共参政员联名致电参政会秘书处，重申延安军委会发言人所提惩办何应钦等十二条要求，此即“删电”。删电的核心是将国民党是否接受“十二条办法”与中共是否出席参政会直接挂钩。2月19日，周恩来将中共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删电）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并同时转各党派有正义感的20多名参政员。这个公函开列了善后“十二条办法”，请当局政府采纳，并表示在当局政府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通过删电，中共再一次就皖南事变的政治主张正式提出自己的条件。这一措施将迫使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对善后“十二条办法”做公开表态，使之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承认皖南事变的发生乃是一个党派问题。
此前，中共善后“十二条办法”提出于1月20日延安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1月25日由周恩来面交张冲。但中共条件提出近1个月了，国民党方面仍没有任何回应，证明此方式方法未能击中国民党要害。删电的提交等于表明，国民党如拒“十二条办法”，中共将拒绝出席参政会；而中共如拒绝出席，将使国共裂痕向国内外进一步公开，国民党当局将会遭受更大的内外压力。这一回，删电击中了要害，国民党方面立即躁动起来。
从2月19日开始，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接连以公函、电话和面谈的方式同周恩来会谈，他时而以如不收回公函“蒋介石必致翻脸”相威胁，时而又以“为了国家计，下跪都可以”苦苦要求，时而又以某种让步想使中共收回公函。周恩来义正辞严地指出：“翻脸已半翻了，现在所要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准备着了。”对于张冲只要收回公函他“下跪都可以”的请求，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坚持善后“十二条办法”，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府问题。在新四军问题发生后，政治压迫以及军事进攻不断的情况下，中共确无让步可能。周恩来还向张冲指出，国民党当局近来政治压迫接连不断，无礼至极，实属忍无可忍，对此中共确实严重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