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与犯罪率的关系
时间：2021-05-07 16:01: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文利用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对1978～2014年间国内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失业率、贫困率、社会保障等经济因素和特殊的国家政策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全国、城市内部、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对犯罪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化进程、失业、贫困等经济现象也提高了中国的犯罪率，而经济增长和刑事严惩则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率。
【关键词】收入差距 犯罪率 时间序列
自社会发展转型期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以各种统计指标度量的犯罪率也在持续上升，这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经济因素的角度考虑，主流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犯罪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对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等宏观经济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选取中国1978～2014年间犯罪率和经济增长、城市化、失业率、贫困率、社会保障、刑事政策等因素，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解释各变量对犯罪率变化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指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产生冲突，经济因素是产生犯罪的决定性但非唯一因素，城市化和工业化主要促使财产性犯罪增加。路易斯·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中指明，犯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导致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约翰·齐林在《犯罪学及刑罚学》中指出影响犯罪的主要三大经济原因：贫穷、经济困难、商业盛衰。
罗伯特·默顿的“紧张理论”阐述，在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国家，从事合法活动的收益较低，穷人犯罪的机会成本低，若穷人分配更多时间在非法活动上，收益会更高，因此收入差距过大会鼓励穷人更多参与犯罪活动。加里·贝克尔的《犯罪与惩罚》首次将现代经济学引入犯罪学领域。他提出的“威慑理论”认为犯罪是一种理性行为，罪犯只有在成本小于收益时才会去犯罪，由此，确定且严厉的惩罚能威慑犯罪。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研究犯罪行为外部性所带来经济成本，得出市场一般均衡条件犯罪最优水平，并从福利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预防和控制犯罪公共政策的效率问题。
（二）实证研究
在加里·贝克尔提出“威慑理论”后20多年时间内，实证研究几乎一致认为提高惩罚的确定性和严厉性会产生强大的威慑效应。实证研究逐步转向犯罪率的决定因素，广泛考察了收入差距、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经济发展、国民教育、人口结构等对犯罪率的影响。
1.收入差距。犯罪经济学关注犯罪的成本与收益问题，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犯罪的参与会同时产生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两者共同作用影响犯罪率。
实证研究在收入差距对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实质性影响上产生了分歧。Fleisher（1966）首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犯罪增加。其后的学者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既可能导致财产性犯罪的上升（Chiw and Madden，1998；Imrohoroglu，Merlo and Rupert，2004），也可能导致暴力性犯罪的上升（Kelly，2000；Fajnzylber，Lederman and Loayza，2002）。Pablo Fajnzylber、Daniel Leaderman和Norman Loayza基于39个国家1965～1995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发现，收入差距对杀人罪、抢劫罪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Brush（2007）分别用美国各州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发现二者在截面数据分析中呈正相关，而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中却呈负相关。
国内学者胡联合等（2005）使用1978～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数据与同期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析发现，犯罪活动与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呈显著正相关。谢旻荻等（2006）通过2004年省际横截面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贫富差距对犯罪的影响大于经济发展水平。陈屹立（2010）等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绝对或相对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都将促使犯罪率上升。
2.流动人口与劳动人口。史晋川（2010）利用1997～200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流动人口构成结构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流动人口规模不会直接影响刑事犯罪率，但是流动人口中低收入群体比例与刑事犯罪率呈正相关，外界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的控制程度与犯罪倾向性呈负相关，省外流动人口比省内流动人口犯罪倾向上升。Myers（1983）、Tauchen（1994）、Doyle，Ahmed and Horn（1999）以及Gould，Weinberg and Mustard（2002）通过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环境和犯罪率的关系，发现更多的合法劳动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能够有效的减少犯罪。
3.经济发展。犯罪学家路易斯·谢利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通过用两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犯罪情况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发现犯罪率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并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对犯罪状态有决定性影响，以暴力性犯罪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变为以财产性犯罪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城市化率更高，也吸引了更多的人随着城市化发展自然到城市进行犯罪。Glaeser and Sacerdote（1999）和Entorf and Spengler（2000）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自然状况。
4.国民教育。Lochner and Moretti（2004）研究认为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能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提高从业者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名誉，增加了犯罪的机会成本，同时教育也能使国民更文明，改变其偏好，因此能抑制犯罪。不过，教育对不同类型的犯罪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学校教育对街头犯罪的影响较大，但对白领犯罪则不显著。
5.人口结构。国家人口的年龄、性别等结构也会对财产犯罪产生重要影响。青年人体力旺盛、时间充裕、收入低、易受同伴不良影响，犯罪机会成本小，往往成为整个犯罪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Grogger（1998）、Doyle，Ahmed and Horn（1999）、Entorf and Spengler（200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国民人口中年轻人比例越高可能会导致财产犯罪率更高。此外，男女比例失衡也会导致犯罪率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