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方向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性革命
时间：2021-03-24 12:05: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交织着血与火的洗礼，经历过天翻地覆的革命，它终于向着自己的顶峰挺进，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下新中国。回首历史，我们无疑会看到历史的多个侧面。它是如此复杂，众多因素纠杂其中，造成的最终结果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从现代性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关口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也许更能体现出具有包容性的历史主义态度。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现代性的必然过程，看成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历史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既看到历史掩盖的那些苦难，也看到倔强而放纵的狂热。理解历史，不是判断历史或设定历史，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并不是世界的现代性进程之外的“他者”，但中国的现代性确实有着它自身的显著特点。在现代性的一般历史状况和价值理念之外，中国的现代性独特之处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巨大压迫而做出不断激进化的选择。
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处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深刻矛盾冲突中。由于帝国主义的介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显示出被迫和被动的特征。当这种被迫与被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激进的革命运动就被引发。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提供了理想的转型方案。从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共产革命，短促的时间、窘迫的心态和崇高的理想决不容许革命拖泥带水，中国现代性的转型于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文学不可逃避地卷入了这样的历史选择。作为一种精神的审美表达形式，文学要从人类内在情感的抒怀转向简单扼要的政治符号，显然要经历一个痛楚的变异过程。这样的转型就是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再进一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这一过程里，固然有着一种潜在的“历史必然性”在发挥作用，但转型中存在的变异与断裂，和其身后隐藏的苦痛，才是真正需要加以理解之处。或者说，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正是由这些变异、断裂和苦痛所组成。
一、启蒙运动与革命文学
尽管我们试图认为毛泽东的《讲话》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建立自身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从此拥有自身的理论和政治前提。但历史的起源并不是如此明确和绝对，它是无法在错综复杂的语境中截然认定的，以至于每当一段历史试图被界线分明地确立时，有关其起源性的语境就会有复杂的延伸。中国当代文学后来向着革命文学发展，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固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此前的一大批左翼革命文艺家的实践同样不容忽视。这些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潮流中就早已酝酿，并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众多潮流中的一支。那么，一支当年混杂在资产阶级启蒙文学或新民主主义文学中并深受其影响的潮流，何以能够在将来的历史中成为愈来愈“纯净”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并最终吞没其他的潮流，这实在是一个需要详加阐释的文学史难题。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拉开序幕，（1）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现代文学提示了启蒙主义的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以自由的表达形式，个性解放的主张，反抗封建主义的社会理念。当时众多的社团组织、派别和频繁的文学活动，也为文学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虽然交织着团体和派别的恩恩怨怨，但其核心价值理念无疑是个性解放与自由平等。个人创作的自由以及个性主义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价值。就这一意义来说，文学革命引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学。文学引领的现代启蒙意识不断增强了现代中国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体认。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界，“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可以视为两大分歧明显的文学观。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来自苏俄和日本的“共产思想”的影响，后者则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直接呼应。但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界，这些对立并不被人刻意关注。作家们在不同的社团或流派中穿梭往来，各种主张也经常变更。“为人生的艺术”可以看成是后来的“左翼”文学运动的萌芽，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线性的必然联系。“为人生的艺术”依然可以在中国现代性的资产阶级启蒙文学概念中得到解释。后来左翼文学运动的形成与高涨，与“救亡危机”的到来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和突变过程，当民族国家的认同被强调到一个足够重要的高度时，原本按照个人意愿表达的文学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更，它会转向表现时代更普遍的紧迫主题。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常深重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和文学的建构方向。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变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李泽厚认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与救亡任务并行不悖，某种意义上，启蒙借助救亡的紧迫性而获得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接受。救亡的形势越来越紧迫，于是，“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2）。这就是说，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奏”也就是变异，对救亡的紧迫性强化也就演化成了“政治动员”式的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这也为持续高涨的左翼思潮找到了急功近利的表现方式。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文艺及其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之间，尽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后者所表现出的转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也是实质性的。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叙述中，谈得更多的是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对其内在的转折与变异则轻描淡写。这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且模糊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的性质的认识。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非常醒目且深刻的，只有揭示出历史的内在变异，才能充分把握不同时期的内在本质。（3）而这里发生的历史变异的内在断裂，就在于作家主体地位和世界观的改变——由启蒙者变成了被改造者，由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取代了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
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确立了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质，特别是提出了作家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的呼吁。从此以后，作家的立场从小资产阶级的阵地向革命阵营转变，并且逐步完成世界观的改造。随后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文艺界斗争，根本作用就是要明确、巩固和强化这样的历史转向——把五四启蒙文学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个深刻的历史转变，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发生发展的前提。
通过观察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1964年，梁斌谈到他创作的《红旗谱》时说道：6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任务艰巨。所以，作家们认真学习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比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了。在这里，梁斌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与其他时代的作家做出了区别：
十八九世纪的文学高峰，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们，在资产阶级革命当中，他们只要懂得一些自由和民主，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就行了。那个时期的作品，像海燕一样，站在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前列，就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在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就不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是广泛、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要求作家深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中去。有人说，抗日时期的作家是在游击战、土地改革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当时的作家，参加了一系列的运动，在运动过程中认清了当时我国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识到了当时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正确地在作品反映那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