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中日韩FTA：战略重塑、机制设计与推进策略
时间：2021-02-26 12:01: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机制重塑是当今世界经济的趋势和主流。在东亚地区目前错综复杂的合作机制网络中，我国应该将中日韩FTA放在最优先位置。而对于三国目前面临的历史、政治、领土纷争、经济竞争以及美国干扰等一系列问题，可以借鉴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功能主义思想，首先坚持“经济先行”：先经济、后政治，逐步推动中日韩FTA建设；充分发挥和利用经济领域内贸易、投资、金融各个领域的良性溢出以及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外溢效应；引进超国家机制观念，建立“中日韩经济联盟”并保持其职能的一贯性；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精英的才能，推动一体化建设取得成功。本文还在机制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推进策略。
关键词新功能主义中日韩FTA战略重塑机制设计推进策略
一、 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治理机制重塑是当今世界经济的趋势和主流。特别是近几年在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影响之下，涌现出了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FTA之类的大型区域一体化机制。在东亚地区错综复杂的合作机制网络中，中国应该如何趋利避害，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自贸区之路？笔者认为，TPP、RCEP和中日韩FTA是东亚地区最具关键意义的治理机制，而在TPP加入时机尚不成熟，RCEP合作遭遇瓶颈的现阶段，中日韩FTA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选项中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机制安排，是中国应该放在最优先位置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
2015年12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优化自由贸易区建设布局，力争与所有毗邻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区，逐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日本和韩国既是中国的邻国，又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建立“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关键节点。中日韩三国贡献了2014年世界经济增量的36%和亚洲经济增量的70%，早已成为亚洲经济繁荣的三大核心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尽管日本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但仍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因此，中日韩加强经贸务实合作，克服历史、政治、领土纷争、贸易竞争以及美国干扰等一系列障碍，争取早日形成FTA，对于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回顾以往，学者们曾经尝试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中日韩三国关系，希望通过加强人员交流沟通、促进贸易增长来推动和解，却并没有使三国关系（特别是中日、韩日关系）走上良性发展的正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一体化的指导理论、促进法德和解的新功能主义思想值得借鉴。王卓宇尝试用新功能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发展中日关系，提出要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应该遏制住日本国内破坏中日关系的观念和行为，然后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开拓两国合作的技术领域；在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之后，转向其他领域的合作，最终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使得两国关系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王卓宇：《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功能主义尝试》，载《陇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4页。韩国学者具天书从韩国的视角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和出路，认为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即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东亚地区学习与借鉴。
具天书：《“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与出路：韩国的视角》，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1期，第100页。李东新认为构建中日韩FTA只能从新功能主义的角度逐渐累积合作成果，扩大利益基础，最终寻求身份重构和利益认同。中国应该从政治合作的高度，推动中日外交矛盾的化解，继而为中日韩FTA解除政治障碍。
李东新：《新功能主义理论与中日韩FTA建构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页。新功能主义应用于亚太地区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但新功能主义的重要作用已经开始引起东亚学者的关注。而新功能主义作为一种区域整合理论所散发出的生命力，以及中日韩合作现状与欧洲经济整合初期的相似性，决定了新功能主义运用于中日韩FTA建设的巨大空间和可行性。
中日韩合作的终点并不是FTA，而是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这也是东亚合作的纲领和最终目标。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过去我国注重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济整合，建立了“10+3”、“轮轴-辐条”式的合作结构，看似取得了很多成果，实际却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纲领。现在是时候明确地区合作纲领，重塑一体化战略，同时也以无比的自信和风范登上领导地区一体化的领导舞台，将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由“小马拉大车”带回到大国主导的正确轨道上。
二、 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梳理
学术界开始把中日韩三国当成一个整体来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森岛通夫在1994年第一次提出了“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构想。牛岛俊一郎和阿部一知详细阐述了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收益。东晓子实证研究了东北亚地区不同模式FTA的建立对于中日韩三国实际GDP的影响。李昌在认为中日韩三国之间应该先建立一个密切合作的平台，进而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合作。朴盛珉利用CGE模型对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和经济效应做出了预测，认为日本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农业受益最大。柳昌认为中日韩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三国缺乏政治互信，三国必须停止对彼此政治制度的批判，清除过去冷战时期的对抗意识。中日韩三国官产学联合研究报告认为，建设FTA是充分发挥三国比较优势、扩大贸易规模的重要举措，三国自贸区切实可行，并将给三国带来利益。具天书从韩国的视角分析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和出路，认为欧洲整合的历史经验即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东亚地区学习与借鉴。
国内对于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石柱鲜等最早对中日韩三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分析，卢新德和邵志勤最早论述了中日韩FTA的可行性。张蕴玲对东亚区域合作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亚洲特有的文化思想以及三国间密切的经贸往来非常有利于三国区域合作的开展。2000年以来，张小济、廉晓梅、谢康、张东明、张乃丽和张雄辉、陈柳钦、王玉主、沈铭辉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中日韩FTA的可行性、进展缓慢的原因以及推进的策略。其中，沈铭辉认为中日韩自贸区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中日韩三国在农产品贸易开放、制造业竞争、投资协议以及自贸区战略考虑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以中韩自贸区先行为手段，推动日本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方式将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