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懋生 [揭秘金庸父亲查懋忠之死]
时间：2020-08-17 07:19: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香港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很少说到父亲。因为怕勾起金庸不愉快的回忆，也很少有人提起其父。可是2000年年初， 金庸自己说起了父亲查懋忠，他在自传体散文《月云》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亲查懋忠给起的。
行善积德的庄主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去世时，查家几代历经磨难，家道已显衰落，但仍有三千六百余亩田地，佃户也有上百户之多。查家除了租佃收入，在袁花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家里仍雇有不少长工、仆人，帮助种田和料理家务。
这么丰厚的家产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金庸的父亲查懋忠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地主。
金庸祖父膝下除金庸的父亲以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是个大家庭。查懋忠又名查荷祥，字树勋，生于1897年，排行第三。其大哥是清朝的秀才，二哥是北大国文系的高才生。
查懋忠二十二岁时大学毕业回乡，管理家产，在袁花镇上开有一家钱庄。
那时候，查家居住的“赫山房”是一幢有九十多间房屋的五进门的大宅院。走进这套大宅院，迎面就是两个很长的长廊，由此迈进澹远堂，就能看到在两个立柱上，裱贴的康熙那幅有名的御赐。全部建筑采用楠、樟、柏等优质木材以及精细石料，木柱飞檐、墙体门楣，全都彩绘油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工艺装饰除中国传统风格外，还兼收西方造型，整座建筑看起来古朴典雅。大宅院里，有数个客厅、多个卧房，有陈设古玩字画的书房以及厨房、用人住房、车棚、马厩等，还有一个长满奇花异草的大花园。
这一年，查懋忠成为查氏义庄的庄主。
查氏义庄始建于道光五年，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兴办小学。查氏将水田约一千亩充作本族义田，查氏子孙不得视之为祖产，请地方官为该义田另立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都是上好良田，罕遭旱涝侵害，每年的收入相当稳定。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实收租谷三千五百石。租谷变卖成银圆，再由管理人员随时买米，按月分发给族人。几年间，查氏义庄成了江南乡间最有力的经济组织。
每到秋收时节，查懋忠还视收成的好坏，给佃农减租或免租。
查懋忠还从义庄拿出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作为龙山学堂的分部，孩子们均免费入学。
“赫山房”堂屋门柱上有一副黑底金字楹联，上联：知书达理心正身安君子敬；下联：行善积德天知地鉴神鬼钦。横批：恩义之家。落款处标示为凉州行署杨德举敬赠。
说起这副楹联，还有一番来历――查家桥西南四五里外有个金竺庄，庄里有个老秀才，姓杨名良丰，妻子早亡，留下一个幼子，父子俩住在一幢低矮的旧土房里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杨良丰年轻时一心科举入仕，可是考了三十多年才得中秀才，以后考举人连连落榜。五十多岁时科举制度废止了，他才以教书度日。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子杨德举身上，竭尽全力辅导儿子学习。儿子杨德举二十岁时一鸣惊人，获得全考区的第一名，考上了中国天主教三所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也就是查懋忠的母校。这可把杨良丰乐坏了，感到自己十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一激动，竟然乐极生悲，心悸而死。
杨德举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更凄楚的是父亲没有给他留下分文，只留下几箱子旧书。杨德举没钱给父亲买棺材，只好求乡亲们帮忙，用几个破箱子改了一具棺材。没钱造坟下葬，只好停放在书房里。杨德举去上海念书的事也耽搁了。
查懋忠听说后，立即带着管家前去。一看一问，果然如此。他对杨德举说：“你不要过分难过，我一定尽力资助你。”立即吩咐管家买一副上好的棺材，从查氏田地中划出一方换来墓地，择日下葬杨秀才，费用全部从查氏义庄支取。几日后，查懋忠又让人送给杨德举一笔钱，作为他的入学费用。
后来，杨德举学成，先在南京银行任职，后调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
教子有方的父亲
查懋忠深知家庭是孩子们成长的第一课堂，决心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俱备的人。他熟读五经四书，写一手好字，不愿出仕，情愿过田园生活，把教子当成第一重任。
有一回，金庸随母亲从硖石表哥家做客回来，父亲对他说：“你表哥徐志摩在剑桥留学，长大后你也到剑桥去读书。”金庸悄悄记下了父亲的话。
金庸六岁时，查懋忠与夫人徐禄商量，送儿子去安澜书塾读书。安澜书塾在盐官镇，离家有二三十里远，夫人不同意。她说:“书塾老师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还是让孩子进现代学堂，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 查懋忠觉得夫人说得有理，便将儿子送去龙山学堂念书。
金庸每天下午3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竖在胸前，让他学父亲的专注神情。金庸想，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睡着时，他便悄悄地打开父亲的书来看。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啊！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十分钦佩。父亲好学不倦的精神，给年幼的金庸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的爱好。
有一天，金庸从哥哥的房里翻到了几本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些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查懋忠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并没有训斥儿子，还让夫人帮儿子挑选小说：“宜生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徐禄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金庸便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
查懋忠见儿子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和运动，身体孱弱，很是担忧，便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
然而，春天很快过去，金庸对骑自行车的兴趣不大，只是敷衍了事地骑一下，就又去读他的小说了。
无奈中，查懋忠想到妹妹查玉芳，她喜好舞剑，诗词也写得不错，便将金庸交给妹妹管教。查玉芳常与天南海北的女侠和女诗人聚会，金庸受姑妈影响，耳濡目染，也喜欢看武侠小说了。他后来所写的武侠小说中，那众多女侠展示的那些剑式的名称，很多是听姑妈讲过的。
结交文朋的小说读者
查懋忠和著名作家茅盾（原名沈雁冰）是中学同学，他书房中摆放的《子夜》、《家》，都是茅盾当年赠送给他的。金庸年少时，查懋忠带着他去桐乡见过这位“沈叔叔”，吃过他给的糖果。
查家藏书丰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从《论语》、《大学》、《中庸》到唐诗宋词，从《资治通鉴》到《金瓶梅》，各种名著史论、诗词书评应有尽有，整个查家透着浓浓的翰墨书香。
晚间，在“敬业堂”书房里，常传出查懋忠与四方文人切磋畅谈的话语和会心的笑声。在金庸的印象中，父亲对交友的重视远远胜过多赚银子、多造粮仓的延续家业之举。
在查懋忠的座上宾中有一位忘年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海宁周王庙人，名叫许行彬。许行彬是老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当年孙中山海宁观潮就是他邀请接待的，孙中山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是写给许行彬的。《许行彬六十初度唱集》是近年才发现的。 1932年，许行彬的新居“高阳小庐”建成，又值其六十大寿，许行彬遂作了长篇自述和诗文，有许多社会名流应酬唱和，汇编成《许行彬六十初度唱集》，章太炎题签作序。查懋忠的酬和诗吟道：“闲读方山高隐传，羡他自得乐天伦。”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方山子传》中，谓隐居读书为天伦之乐，查懋忠拿老友的晚年生活与之相比。
1934年11月13日，上海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由杭返沪途中，在海宁境内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许行彬义愤填膺，疾笔撰文，为史量才筹建纪念园林。查懋忠慷慨解囊，承担半数款项。
有一年夏天，茅盾送给查懋忠一本刚刚出版的小说《子夜》，两三天查懋忠就读完了，当着金庸的面跟朋友们高谈阔论起来。他说，吴老太爷第一次进城，对城市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觉得新奇，感到震惊，汽车像“黑怪物”，电线杆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头上打来。现代文明没给他带来享受，反而让他恐慌。“上海和纽约一样，是天堂也是地狱，可笑，可悲！”
书房里传出此起彼伏的争论声，有人说林佩瑶是《子夜》里最丰满、最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的真味”是那么苦涩, 她在骨子里默默地进行着反抗。有人反驳，林佩瑶所憧憬的是“伟大”的爱情, 她把心灵寄托在乌托邦的爱情幻想上了, 所以她不关心股票、公债、工厂之类的东西。而查懋忠一个劲地谈论着冯云卿，说他是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实在不应该。
也许是受《子夜》的影响，查懋忠反对儿子进入上海滩。1947年9月，金庸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不到一年，他的堂兄查良鉴动员他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争取将来做个外交家。查良鉴时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金庸被说动了，有意辞职去上海。
查懋忠闻讯，立即赶到杭州，郑重地对金庸说：“孩子，上海滩是你好混的吗？你的学问能当个新闻记者,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至于你能不能写小说,说这类大话只是纸上谈兵罢了。当然，依你的才华将来也许会成功，不过，现在我希望的是，你在杭州能安个家，有个小康生活也就不错了，又何必到处奔波？战争好不容易结束了，家人盼望的就是安宁，因为安宁是家庭生活的全部呀！其他幻想，都不实际。所以，我劝你还是安下心来，好好当你的《东南日报》记者吧！”
这一回，金庸没有依从父亲，执意去了上海。后来，查懋忠两次去上海看望儿子，带的是家里的几册藏书和金庸爱吃的霉干菜红烧肉。
龙头阁的冤魂
晚年，查懋忠又号查枢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关、管”三管齐下。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查懋忠的儿子在香港，他自然被扣上有“海外关系”的帽子，连同地主罪名一并审处。
开始，查懋忠被列入“管”的名单。1951年1月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查懋忠就被“升格”为“关”的对象了。镇压人员组织村里人控诉查懋忠的罪行。可是由于查懋忠积德行善，对村里人一直很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他。最后是邻村的一个残匪揭发了他，说他家里藏有一支手枪。于是，查懋忠立即进入“杀”的名单。
给查懋忠罗织的罪名有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等。
其实，查懋忠“抗粮”之说是个谬误。1948年5月，稻谷抽穗刚齐，突降大雨，袁花里的低田，特别是龙山麓沟田的稻子多数被洪水冲倒，损失比较严重。此时，国民党政府自知快要垮台，企图大量抓粮，想给解放造成困难，命令迅速开征，尽快收足。当地的中共地下党员们，特别是农民协会组织了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也不给地主挑谷上粮。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征收公粮，因为谷子在佃农手中，佃农们自己交了，查懋忠主持的义庄也就少交了。说查懋忠“抗粮”，根本是对错了茬。
至于“窝藏土匪”，指的是查懋忠续弦顾秀英的弟弟曾经在他家躲藏过几天的事。“图谋杀害干部”则是由那支手枪招来的“莫须有”罪名。
这时候，周王庙的许行彬以“恶霸”罪名锒铛入狱，查懋忠与他交情深厚，一同入狱是在所难免了。
1999年，笔者在袁花镇找到了八旬老人沈鹤鸣，当年他是许行彬家米店的店员，跟查懋忠有过多年交往，旁听了当年的公审大会，目睹了对查懋忠的审判。那天，审判台上坐着的人身穿军装，挎着枪。坐在中间的县领导号召在场群众揭发查懋忠的“恶霸”罪行。
在村里干部的示意下，一个年轻农民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他说：“查懋忠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茶馆里喝茶，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第二个爬上桌子的就是邻村那个土匪。他揭发说：“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挨家挨户去收租，当时我就想抗租，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活儿’。”他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
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干部解了围，查懋忠的“恶霸”罪就这样定下了。县领导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查懋忠，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接着，县领导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举手同意把查懋忠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着他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一秒、二秒、三秒……还有两分钟，一秒、二秒、三秒……还有一分钟……”这时全场死一般沉寂，人们都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吭一声。当三分钟快到时，县领导大声说：“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
接着,县领导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刚才上台检举的两人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
县领导立即宣布：判处查懋忠死刑，立即执行。
1951年4月26日，查懋忠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不换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向袁花龙头角驶去。这里正是查懋忠当年兴建的龙头阁小学的操场。到达刑场后，四人为一批，立即枪毙，子弹均用的是开花弹。金庸的继母顾秀英事后才得到消息，强忍泪水来收尸，只见丈夫横尸操场边的田埂上，身下一摊血。妻儿们把查懋忠的尸体拉回家，连夜掩埋，不敢留有坟头。
许多年后，金庸的大妹查良�说出了那支手枪的真相：继母顾秀英有个弟弟是浙南山区残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将一支手枪偷偷藏在了姐姐家后院的粮库里。这事查懋忠夫妇并不知晓，别说是带枪去收租了，压根儿连枪是啥模样都没见过。不料，顾秀英的弟弟早已将此事泄漏给了他的同道。
顾秀英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查懋忠死后的三十余年里，她多方申诉，为他的平反而奔走。直到1985年，海宁县法院才复查旧案，宣布查懋忠系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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