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三次婚恋|沈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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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沈醉生于湖南湘潭没落的富有人家，十四岁跟随家人来到长沙，进入长沙辅仁中学读书。当初中即将毕业时，赶上了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件，沈醉激于爱国义愤，投入反抗日军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在游行示威时同上海军警打斗起来，因而触犯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之大忌，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失学后的沈醉，到上海投靠姐夫余乐醒门下，托请其在上海找个差事，混上一口饭吃。
余乐醒时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的区长，情报和间谍工作的专家，是戴笠手下的得力红人。他以其职权之便，将年仅十八岁的沈醉安插在上海复兴社当交通联络员。从此，沈醉走上了职业特务的人生旅途。因有姐夫余乐醒的关照，加上本人精明肯干，尤能顺从长官眼色行事，深得戴笠喜欢，沈醉二十八岁时，即当上了戴笠直管下的总务处长，最后成为有少将衔的高级特务。
沈醉当中统特务十八年之久，所作所为充满血腥，充满罪恶，不可告人，连亲人或妻子也不能透露些许，一阴一阳两种处世方式，必然影响到他的家庭婚姻生活。沈醉一生成婚三次，前两次婚恋，离散多，欢聚少。只有第三位妻子，虽未能给沈醉生儿育女，却得以白头偕老，同葬一墓穴。
初恋对象至死不知道他是沈醉
沈醉的第一位恋人，真名叫莫耶。1934年沈醉在上海当中统特务时化名叫陈仓。时年二十一岁的沈醉，伪装成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二十岁的女编辑莫耶。当时她化名白云。
白云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其父是当地民团首领。白云幼年时曾随父亲去南洋各处游览，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子，后来回到厦门，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1933年她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在南洋华侨创办的女子月刊编辑部当编辑。这是一个进步杂志。当时的白云热情奔放，又活泼大方，思想左倾，算是上海滩一位激进的新女性。自从结识西装革履、潇洒俊逸的“记者”陈仓，竟是一见钟情，与之热恋起来。
不多日后，陈仓在追捕一个进步人士时，从三楼顶上坠落下来，摔成重伤，连左眼也几乎失明。多情的白云便来到陈仓身边，给予无微不至的抚慰侍候。待其伤愈后，白云和陈仓即开始同居了。一年之后，白云为陈仓生了一个男孩。直到这时，彼此还都不知道对方真实名字，白云也不明了陈仓的身份竟是一个特务。
待白云产假过后，陈仓劝说白云：“咱们有了胖儿子，你就不要再出去工作了，在家里带儿子，过好这个家。”白云断然回绝说：“那不行，做个贤妻良母，靠男人养活，我办不到。”陈仓也只好顺从地将儿子托付到一个姓苏的部下家里，请他的妻子喂养。白云仍然回到杂志社做编辑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众多的热血爱国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参加革命，白云也在这时努力动员陈仓同她一起去延安。陈仓此时才向白云说出他的秘密职业，乃是专门搜捕中共地下党和反蒋的进步人士，他怎能去延安投共呢？不过他没有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叫沈醉，只是表白其真实处境，多方劝说，希望白云打消追求进步的愿望。可是白云反倒愈加坚定地要离开在上海租界里的小家，扔下儿子，乘丈夫外出时，跟随抗日救亡宣传队去了延安，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沈醉无奈，忍痛将儿子送给原来托养的苏家做养子。这个孩子长大后，被沈醉送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学习，并随同航校到了台湾，后来就连沈醉也不知其下落了。
白云在延安的革命熔炉里，精神焕发，文艺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火热的激情，谱写出大气磅礴的革命史诗名篇――《延安颂》。经音乐家郑律成谱曲， “延安，你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的词句，从延水河畔，宝塔山下，传颂到抗日前线和全中国。它激励着无数的抗日健儿奋勇杀敌寇，白云也因此在延安红极一时，声名远扬。
1942年，白云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描述一位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在根据地里嫁给了一个老干部，婚后产生了思想矛盾，引发了诸多生活上的烦恼。白云因此犯了大忌，惹下乱子，被说成是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白云的文艺思想、她的家庭，乃至社会关系都受到了调查。她因而成为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所幸的是白云交代家庭出身和真名叫莫耶，以及曾与上海的陈仓有一段婚恋史，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将陈仓认定是中统大特务沈醉，所以此事并没有被深究下去，白云方才免遭大难。
莫耶于1986年在兰州病故，沈醉在读到莫耶朋友写的纪念文章时，方才知道他第一个妻子白云是化名，真名叫莫耶。但是莫耶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不知她初恋所爱竟是特赦了的战犯沈醉。
第二个妻子是他的学生
沈醉的第二个妻子，是正式结婚的栗燕萍。
栗燕萍原名栗翼鹏，是湖南长沙县有名望的大家族之女，叔祖父栗康时，曾出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祖父则在长沙经商，开了不少店铺，家境殷实。可是栗燕萍的父辈们都是些只知吃喝玩乐的无用之人，不知自律也不知上进。所幸栗燕萍有位知书明理的好母亲，自行做主，将栗燕萍连同妹妹、弟弟们，都送进长沙城唯一的寄宿学校，读书受教育。遗憾的是，栗燕萍十五六岁时，母亲病故了，栗燕萍初中未毕业就辍学了，在家里照顾妹妹和才一岁的小弟弟。
之后，栗燕萍有了后娘，又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为了离开没有希望的旧家庭，栗燕萍去了长沙，考入胡宗南所创立的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1938年初，转入了湖南常德的临澧特务训练班。栗燕萍就是在训练班当学员时，被该训练班教官沈醉所看中，猛力追求，双双坠入爱河。按照中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规定，作为学员的栗燕萍是不准谈恋爱的，发现后必受严厉惩处。因为沈醉已升为训练班的副主任，另有姐夫余乐醒的关系，终得戴笠默许。
1938年10月，栗燕萍从临澧训练班毕业，分配到中统长沙站情报组当情报员，正式成为职业女特务。而就在这时，栗燕萍的父亲病故，家庭的重担落在栗燕萍一个人肩上。时为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沈醉，情愿承担起供养栗家的弟弟妹妹们的生活费用。1938年11月24日，沈醉同“学生兼情侣”的栗燕萍在常德正式结婚了。婚礼简单，新房也较简陋，但是夫妻恩爱愉快，深感美满，故新婚之夜沈醉有两句诗曰：“洞房乐趣少人知，正是今生极乐时。”
沈醉与十九岁的栗燕萍婚后十一年中，虽然多是在频繁的调动职务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但是沈醉对妻子宠爱有加，关爱备至。栗燕萍不再工作，总是在家里不费心、不劳力地靠沈醉养活度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并生养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1950年3月，沈醉在云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又以战犯投入监狱。1949年夏移居到香港居住的栗燕萍，失去沈醉这个保护伞，不能再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了。她毫无生活能力，无法带领子女渡过难关。仅是在沈醉断绝音信一年之后，栗燕萍便在香港改嫁，另觅了靠山。栗燕萍与沈醉所生的子女先后去了台湾，只有一个女儿沈美娟回到了新中国。
第三位妻子曾是天主教修女
1960年11月，沈醉在北京获得特赦，即向香港去信和托人传话，希望栗燕萍再回到他的身边。后来都是去信恳求了，又等待了四年，始终未能如愿。直至沈醉已出任全国政协文史馆馆员，在身边的唯一女儿沈美娟的多方耐心劝说下，方才在1965年初同在香港的栗燕萍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后，沈醉便于同年8月，与四十岁的杜雪洁登记完婚，这即是沈醉的第三次婚恋了。
杜雪洁出生于沈阳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在十五六岁时，杜家即将杜雪洁送进沈阳的天主教堂当修女，献给了上帝。从此她的青春年华都在教堂和修女院里度过。一个高高瘦瘦、如花似玉、亭亭美丽的少女，终日穿黑色袍衫，戴着黑色头罩，捧读《圣经》，十余年过着与世隔绝、清心寡欲的修女生活。这种生活使杜雪洁不懂爱情，不知人伦之乐，更不知晓大千社会的人情世故，性格变得非常孤僻。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天主教堂里的修女被疏散，杜雪洁来到北京，依靠姨父母的资助，在北京租了一间小房安身，靠替人编织毛衣的活计，挣钱度日，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即便是如此地步，杜雪洁仍坚持其宗教信仰，不改变她是上帝的使女，必须洁身如玉的初衷。这时的杜雪洁竟成了一位被人看来有些怪异的老处女了。
杜雪洁后来在北京厂桥街道医院当护士之后，方才逐渐懂得一些世故人情，进而结识沈醉，乃至谈婚论嫁了。
沈醉经人介绍，同杜雪洁第一次见面后，即于1965年3月，给杜雪洁去了一封长信，先谈了他是结过婚，又有子女的人。特别着重说及他就是小说《红岩》里的严醉的原型，经过十余年的关押改造学习，已做了新人，请杜女士慎重考虑。现在的工作是全国政协文史馆馆员，每月工资一百元，自食其力，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真诚地表示：“我虽然不信奉宗教，却从不反对别人信奉宗教。”
杜雪洁接到沈醉的来信，很受感动，竟喜爱沈醉的坦诚了，随后与之往来，终成眷属。
沈醉娶了杜雪洁后，仍旧是无比宠惯妻子，敬重如上宾。家庭里的一切活计，几乎都由他一个人承担。有外事活动，也必定要带上杜雪洁同去，让其见世面，长见识，日久天长，终于逐渐改变了杜雪洁某些“老处女”的怪癖。
杜雪洁不能生育，却又特别喜欢小孩，沈醉则决定将女儿沈美娟的小儿子留下来，以便常在杜雪洁身前身后，讨其喜爱。杜雪洁则亲昵地对其视同己出，爱之如掌上明珠，祖孙两代整天玩逗欢乐，也使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充满了难得的天伦之乐。
1996年，沈醉在北京患肺癌病故，终年八十三岁。一年半以后，杜雪洁突然病逝。沈美娟特为二老在北京万安公墓买下一块墓地，将继母杜雪洁伴同父亲沈醉合葬一墓穴，坟前立有墓碑，愿一双老夫妻在九泉之下，相濡以沫，长相厮守，看远山绿树，望长空日月。■
（责任编辑/刘晨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