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虚假普遍性和独特性

　　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 　　 　　《社会观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是中国模式能否复制，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晖：“模式”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物，很容易让人想到“复制”的问题。我自己更喜欢用经验――经验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和独特的，但同时也是可以借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是独特的，因而是普遍的；中国的改革也是独特的，因而也具有普遍性。普遍性不是与独特性相对立的，因而也不能用可否复制这样的问题来检验。普遍性与借鉴、启发等概念关系更多一点，后者总是以自主和创新为前提，而不是什么复制。用“复制”这样的标准来否定对“模式”的讨论，其实是被“模式”这个概念的先天缺陷所牵引。他们没有挑明的前提不过是：美国的民主才是一种“模式”。但是，美国模式可以超出任何历史条件而被“复制”吗？如果不能“复制”，是不是就是说“美国模式”不存在普遍意义？
　　中国模式经验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可复制，而在于它的独特性。
　　
　　印度经验与中国经验
　　
　　《社会观察》：近几年来，印度的发展模式经常被拿来与中国的经验作比较，不少人认为，因为印度有民主而中国没有，所以印度的前景比中国更好。您怎样看待这种评论？
　　汪晖：印度经历了英国的全面殖民，也因此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它的社会体制不可避免地渗透了殖民历史的遗产，而中国的统一有着久远的传统，在殖民时代爆发了伟大的革命，没有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两者的路径不同，社会形态和政治传统也很不同，像有些人那样以印度的民主来否定中国的经验，或者以中国的成就来贬低印度的实践，一定是误导的。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发展，西方舆论常常比较两者，有些是挑拨离间，而且颇见成效，很应该引起中印两国的明智之士的警觉。中国经济规模高于印度，但让印度放弃他们的民主政治经验来按中国模式发展，这不大可能；反过来，即便印度的民主是好的，也不意味着可以否定中国的经验。说到底，用印度经验否定中国经验，是要论证民主模式的普遍意义，但这种论证完全基于一种目的论式的比较，最后只能变成自我否定――如果印度在若干关键领域落后于中国，是不是就要否定印度的民主呢？
　　印度与中国存在着可资比较的方面。首先，印度也曾经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受苏联影响很大，因此，中印两国都被列为转型国家。其次，两者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大规模的农业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道路，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第三，两者都是文明古国，一个经历了反殖民运动，一个经历了漫长的革命，但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都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都不会简单复制别人的模式。像50年代的中国一样，印度过去受苏联影响比较大，也与80年代以后的中国相似，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美苏的操控。在1950年代中期，两国共同推动了不结盟运动。
　　我没有做过中印两国的比较研究，没有资格全面地谈论这个问题。这里谈的，与其说是比较两国的经验，不如说是对一些现象的印象式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一些流行的说法。首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改革的学者都承认一个基本差异，即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其特征是平均分配农村土地，并以平等为方向调整城乡关系（从价格调整到城乡人口关系的松动），而印度改革缺乏这样的平等前提。这个特征并不单纯是由改革政策决定的，而是从中国革命和印度反殖民运动的不同历史脉络中衍生出来的。不理解土地改革在这两个运动中的不同位置，就不可能理解改革进程的这一基本差异。很多人讨论中国土地改革中的暴力现象，我以为反思是必要的，但这种反思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解放作用，就无法解释改革的前提问题。中国乡村的区域差别也很大，但贫困问题在很长时期里存在，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但是，伴随着土地改革和农民地位的改变，中国的乡村教育体系逐渐形成，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子弟入学率的大幅度提升是一个显著的现象。没有这个背景，我们很难理解许多地区的中国农民在改革时期焕发出来的活力和首创精神。印度，以及整个南亚，没有经历和完成土地改革，这是种姓制度得以在现代社会延续的根源之一。种姓制度限制了社会流动，印度学者和知识分子中出身底层的比例要低得多。这与中国的差别很大。
　　在政治体制上，中印两国各有特点，这里只说一点对于印度体制的肤浅观察。印度独立后，选择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但印度的一位政治学家分析说，甘地、尼赫鲁等领导的抵抗运动和建国运动已经成为一种神话，而民主只是作为这一神话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却不像前者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神话。印度宪法为印度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提供了政治认同的基石，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政治民主未能与平等的社会形式相互适应，其效能大打折扣。印度的法律体制是西方式的，但法律体系的效能同样问题多多――媒体曝光了许多规模不等的高官腐败案，但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因为腐败而被绳之以法。印度从国大党一党独大，到现在的多党议会体制，加之较为自由的媒体，这一民主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印度政府的管理和整合能力难以尽如人意。我前后三次访问印度，给我留下印象的不是它的多党政治或议会民主，而是活跃的社会运动。在这方面，印度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些运动草根性比较强，形成了某种社会保护，但由于政党垄断了议会和政府权力，社会运动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不是社会运动的问题，而是由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的民主模式包含着很不民主的内涵。
　　
　　中国的自主能力
　　
　　《社会观察》：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这些不足之处可否在发展的过程中克服，从而超越中国呢？
　　汪晖：两者互有不足和优势，两者相互学习，而不是像现在许多人乐意的那样用自己的优势去比较别人的劣势，是最重要的。文明的起落是漫长的，看一时一事不大看得清楚。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印度距离他们比较近，而中国更为遥远。这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远近，而是文化、语言和历史上的远近。比如中国有很长的文字统一的历史，而印度各地方言差别极大，没有统一的语言，一直到殖民时代，英语成为全国性的语言。在学术领域，如果不用英语发表，几乎不能得到承认。这也使印度的文化与学术与西方世界接轨的能力很强。对中国来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也让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不能与西方接轨的焦虑，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差异，中国文化上的自主性似乎更强，就中国学术而言，中文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载体。
　　上个月我在印度开会，辛格总理在官邸宴请与会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印度裔经济学家把我介绍给辛格总理。他特别介绍说，在进入全世界前一百名的大学中，中国已经有3所大学，清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而印度还一所都没有。辛格很谦逊地听他说，并建议他提出方案，同时又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也有责任，我们的许多人才都跑到国外去了。因为有语言上的便利，印度最优秀的人才比较容易得到在西方国家工作的机会。而在中国，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领域，许多一流人才留在国内。这种差异很难说谁好谁坏：印度学术开放性更高，中文学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我说相对的，是因为语言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许多中文学术成果在反思地对待西方知识方面，远不如印度学者来得深刻。但语言文化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方面。比如清华大学自动化领域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中国的电子技术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大概在10年左右，随着投入的加大，发展得非常快。印度的软件业发展水平很高，但主要是外包性的，并没有开发一套独立的系统；中国自身的市场很大，由于语言平台等因素，逐渐地形成了一套自主独立的系统。也许印度并不需要建立这样的平台，但对中国而言，建立这样的平台却是至关重要的。
　　
　　东亚模式不能完整解释中国
　　
　　《社会观察》：也有人把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放在一起讨论，以“东亚模式”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论述与“中国模式”有何不同？
　　汪晖：中国一般被视为东亚国家，但我在别的地方说过，东亚这个范畴并不能恰当地将中国装进去。东亚地区的国家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国家的角色、家庭及其伦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影响等，儒教、汉字、律令制和佛教等等在这个区域影响巨大。但要把中国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放在同一个模式下来讨论，未必准确。离开冷战的背景、中国的独特的主权结构、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冷战和后冷战时代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都不可能解释各自独特的经验。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整个冷战时代，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处于美国主导的冷战框架下，而中国的位置与之完全不同。日本到现在还处在美国军事保护的状态之下，而中国却需要建立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国防体系，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也极不相同。我曾经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某种“依附性发展”相关，而中国走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着眼于各自在冷战中的位置而言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区域关系发生变化，中国经济与这些经济体的关系才获得了新的形态。笼统地说东亚模式，容易忽略甚至抹杀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走过的不同道路。
　　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是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如何判断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性质，至今还有许多争论。20世纪的巨变同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悲剧性，对此人们从不同角度做了深刻的反思。但无论如何，这个时代提出的让普通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人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实验凝聚了几代人的经验，它不是抽象的，而是渗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这是改革开放不应放弃的前提。
　　
　　自主不意味着封闭
　　
　　《社会观察》：你提出的自主经常会被人认为是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封闭的状态中去。您如何回应这种批评？
　　汪晖：首先，将改革前的时期简单界定为“封闭”，本身在事实上恐怕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时期中国与社会主义集团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如何解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如何解释中国与西方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些关系都不存在？其次，离开冷战的霸权性格局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而只是说中国“封闭”也是忽略历史条件的说法。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为了改变与美国的关系做过多少努力，那些努力是在改革前的时期就开始的。改变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中国寻求自主性的努力之一。自主是与依附相对立的，也是与封闭相对立的。自主总是在关系之中的，不能取消了关系而谈自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金融体制和整个经济体制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形态，主权结构也不可能保持原样。提出自主能力的问题，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那样一个状态中去，既没必要也不可能。在WTO给定的框架之下，原来的区域关系、国际关系、经济模式，已经不可能用一个单一主权国家的模型来加以界定。因此，我说的是开放与自主的辩证关系――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前提下，有必要寻求一种新的自主性的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当代世界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世界，那么，对自主性的新形式的探索也包含着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努力。
　　自主也并不只是一个国际问题，它首先是指国家和社会不被资本绑架，不被内外特殊利益集团操控。在今天，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相互纠缠的问题了，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程度已经很高，因此，国家有没有自主能力也显示着一个社会的自主程度。现在有很多人谈政治改革。在我看来，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改变国家、政党与经济关系过于同构的状况――所谓过于同构，是指国家和政党的自主能力下降。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国家意志受控于资本，而无法反映人民大众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性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自主不意味着封闭，缺乏自主性的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依附而已。
　　
　　中国国家能力的退化
　　
　　《社会观察》：就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多的时候，中国政府却提出了“发展模式转型”，这是否意味着对此前的模式的一种否定？
　　汪晖：无论中国革命还是中国改革，都没有一个给定的可以完全照搬的既定模式。从理论探讨到社会实验，这是一个不断探索、自我否定同时又总结提高的过程。从辩证的角度说，否定不是绝对的，它不过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创造性探索，先前的经验不可能被抹杀。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模式都包含着对先前模式的否定，用“螺旋式上升”也许弱化了其间的紧张甚至断裂，但断裂中是包含着连续性的。
　　如果说真有所谓“中国模式”，一个能够自主地进行自我批评、自我否定进而自主地（而不是被迫地）提出新的发展道路就应该是这个模式的关键点之一。但现在来看，这种在实践中自我纠错的能力正面临严峻的考验。10年前，政府提出结构调整的目标，但10年过去了，调整的结果怎么样呢？三农问题、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方面都做了一些事情，各级政府对GDP增长目标的重视程度在下降，关注的焦点也从发展向幸福转变，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未完成。这都显示出国家自主能力的下降。这次金融危机既有市场失灵的因素，也有政府失灵的因素，政府救市的速度很快，但结构调整的速度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许多地区和社会由下至上提出了改革的目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创新来自社会实践，并不都取决于中央政府。事实上，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无论解释如何不同，首要的意义在于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自我改革的动力和目标――中国的经验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自主的，而不是依附的。
　　
　　平等的五个面向
　　
　　《社会观察》：在“中国模式”框架下思考关于社会平等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观所进行的探索？
　　汪晖：中国从来都没有遵循一个简单的、固定的模式，始终在调整和自我纠错的过程之中。提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是提醒人们注意总结经验，继往开来。自主与开放的辩证关系、社会平等的经验、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等，都值得继承和发展。这不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吗？纠错、调整不应该只是政府的工作，而应该是广泛社会参与产物。因此，扩大社会参与，重建公共领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价值是围绕着社会平等和首创精神展开的。着眼于中国的近代经验，我将从五个层面界定平等，这五个层面只有以综合的形态呈现的时候，中国才能实现其平等的理想：
　　第一个平等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提出的，这就是机会平等的概念。机会平等也是在法律权利的意义上被界定的。
　　第二个平等是社会主义遗产，我们在罗尔斯所分析的“分配的正义”概念中也可以看到与这一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的重叠之处，就是结果的平等。这也是权利概念，但以义务为前提。在过去30年的经验里，这一分配的正义和结果的平等被否定得太多，今天有必要重新找回来加以新的界定。
　　第三个平等是能力的平等，阿玛蒂亚・森对此做过系统的论述。这是从能动的方面，在市场条件下，综合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而产生的平等概念。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就是创造能力平等的条件。没有能力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也没有意义。
　　在上述有关平等问题的三个主要概念之外，我建议提出两个新的平等概念加以补充。关于这两个平等，许多思想家曾经有所探索，但现代社会从未真正解决。我所说的第四个平等，即章太炎称之为“齐物平等”的平等，也可以称之为多样性的平等。现代平等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形式的平等，它只有将人们放在同一法律主体的位置才能被界定，因此，平等与多样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对立和紧张，从形式平等的角度看，多样性常常是等级的同义词。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面临的挑战可以被界定“多样性平等”或“差异平等”的危机，但这也提示我们在中国的传统尤其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在制度的层面，包含着多样性平等或差异平等的概念和价值――以平等为前提尊重多样性，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是这一概念的核心。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跨体系社会”的基本价值――差异或多样性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形成共同体的前提；差异或多样性也不是本质主义的，它是历史地变化的，但变化、融合、交流等概念并不以取消差异和多样性为目的。差异平等或多样平等的概念是与资本和金钱的同质化倾向对立的，是与将市场的法则作为支配性法则的社会模型相对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平等概念是对多样性平等的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带有发展主义的痕迹，未能完成这一多样性平等的实验，但现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成败得失提供了重新构思差异平等的历史经验。这一实践并不完备，在今天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的思考需要从这个重大的实验开始。在今天，多样性平等的概念不仅涉及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生态多样性的问题，它提出的是一个与资本主义逻辑截然相反的平等概念。
　　第五个平等是一种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我在这里谈的不仅是国家间的平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重要的努力，例如50年代万隆会议及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的平等应该如何包含国际的面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国际主义也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所谓全球化，主要是资本、生产和消费的跨国发展所导致的，它渗透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西方民主是以公民权为前提的，公民权也是现代平等概念得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都将对其他社会的发展模式产生影响，不要说早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霸权，也同样对第三世界和其他地区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中国、美国、欧盟等超大型共同体而言，任何国内决策都可能对其他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在目前的民主模式下，单一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无权参与该共同体的重大抉择，公民权在这个意义上是排他性的。比如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而它是消耗能源最高的国家；霸权国家对别国发动战争，也只需要国会通过即可，而其后果却要全世界承担。这都是在现有的民主框架下面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国际主义经验是一个重要的遗产。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家喻户晓。寒春、阳早、马海德等一大批来自其他国家但却作为中国公民参与中国社会的斗争。我们能否在现代中国的经验之上，寻找一种不仅基于民族国家，而且也基于全世界的平等方向？中国的资本输出应当有所节制，力求做到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其他社会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中国的体制中提供一种国际面向的机制，以将其他社会的诉求纳入中国的平等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创造新的平等观、新的政治模式的机会。这就是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统一。美国在涉及国际利益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封闭的条件下作出的，如果中国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平等的民主政治模式，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也将是重要的成就。一个能够创造这样的新的实践的政治体必然是自主的、不受资本利益操控的，因而也是真正开放的。
　　这种平等和差异平等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差异平等指涉的主要是跨体系社会的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以及人与生态之间的平等，而具有国际面向的平等则将跨社会体系作为思考平等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能够综合上述五种平等概念，并以制度的和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形成一种“模式”，全世界在谈论中国的伟大实验的时候，心情会很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共识、经验、道路或模式，又有什么不好呢？
　　政府应提高反应能力
　　
　　《社会观察》：最近福山访问中国，也谈到了“中国模式”。作为“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承认中国并没有按照“历史终结论”的方向发展，而是有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是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汪晖：福山谈论中国模式的主要意图并不在中国，而是批评美国过于单边主义、过于僵化。这也类似于雷默的“北京共识”的意图――当然，雷默的态度更为积极。连奥巴马也一再谈中国经验，以激励美国人自我改革的意志。福山在这篇文章中将中国归为与俄罗斯、伊朗相同的专制独裁模式，但他恰恰忘记了俄罗斯与伊朗的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都有多党议会制和总统选举，将它们与中国归为一类，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政治形式不再是衡量民主与独裁的尺度――至少不是唯一的尺度吗？福山没有这么说，仍然在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框架之下讨论问题，但他无意中透露了这一值得追问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没有俄罗斯、伊朗那样的选举和多党制，但政府的管理能力却很高――不仅比俄罗斯、伊朗高，而且比东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要高。他还提到，中国政府经常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中国政府有了解情况的渠道，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如果中国政府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政府，怎么会还有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反应能力呢？在这些地方，他还是在以多党民主为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模式，而没有将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反应能力当作标准。政府的反应能力体现在公共政策的调整上，一个政府的政策的公共性很低，就算有多党竞选，又有什么意义？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可以采用更为开放的政治形式，而是说我们首先应该从这样的实践中去总结一个政府应当如何提高、扩展自身的反应能力，让它更加开放、有弹性，从而使其反应能力更强，而其前提是社会参与的大幅度提高，公共领域的健康成长。
　　（摘自《社会观察》2011年第4、5期。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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