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死因的调查及郭沫若的墓碑文:聂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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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5年底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聂耳纪念集》里，刊登有郭沫若写作的聂耳悼诗（这年10月31日已刊载于上海出版的《中华日报》）。诗中只是“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1954年云南省文化局在原址整修聂耳墓，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应邀题写了新墓碑“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墓碑文的最后却说：“聂耳……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文章就郭沫若悼诗和墓碑文的不同，探索聂耳的死因。
关键词：郭沫若；悼诗；墓碑文；聂耳；死因
中图分类号：J61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21
作者简介：向延生（1939~），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文化部《新文化史料》和《艺术教育》副主编，《聂耳全集》执行编辑、常务副主编（北京 100029）。
收稿日期：2011-06-23
删去郭沫若1954年撰写的《聂耳墓碑文》末两句的事情，一些文章发表了赞同与反对的看法。为了说明这个历史事件，首先要回顾一下此事的起因――聂耳1935年逝世于日本鹄沼海滨的情形。
在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中逐渐成长、自学成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后，从1934年起陆续写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群众的热烈欢迎，迅速广为流传，聂耳因此也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迫害，经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一直没有机会进音乐院校学习的聂耳，准备乘这个机会途经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1935年4月15日聂耳从上海乘轮船赴日本，在其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观摩考察日本的戏剧、电影、音乐；多次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艺术活动。聂耳还计划利用暑假去大阪考察日本新协剧团的旅行公演。为此，他随友人李相南(朝鲜籍舞台灯光专家) 先期顺道去藤泽市的鹄沼海滨参观游览，从7月9日起借住在李相南的友人、也是舞台灯光专家的滨田实弘家里。
7月17日与聂耳一起下海游泳的友人，只有李相南、房东的姐姐滨田秀子及其9岁的儿子松崎厚共三个人。应张鹤的要求滨田实弘7月19日写了《聂耳遭难时之情形》①
据当时负责在日本料里聂耳后事的张鹤回忆，7月18日有人在东京中华会馆的布告栏上，看到留日学生冀林②张贴的聂耳已去世并寻找聂耳亲友料里其后事的告示后，打电话找到了在房州海滨度暑假的云南留日学生。聂耳离开东京前曾经与同乡好友约定去大阪考察了日本新协剧团的旅行公演后，即去东京湾另一侧的房州和云南友人欢聚。已到房州的云南留学生听到聂耳逝世的噩耗后，大家都不相信会发生此事，于是推举与聂耳有着多年交往的同乡挚友张鹤，至东京与冀林会合然后一起奔赴藤泽。张鹤打开棺木仔细辨认清楚死者确实是聂耳后，才作为聂耳的亲友签字办理了有关的手续，由日本警方火化了聂耳的尸体。
8月4日中国留日学生近百人在千叶县北条举行“追悼聂耳先生大会”，并决定著文、募款出版《聂耳纪念集》③。上海各界人士千余人8月16日也在金城大戏院隆重举行了追悼聂耳大会。
这年夏末，郑子平代表聂耳的亲属来日本料里后事，领取其遗物。聂耳的骨灰即由郑子平和张鹤护送回上海，暂存于其亲戚郑易里处。其母亲一年多以后才知晓了爱子逝世的噩耗，然后其三哥聂叙伦专程去上海迎回了聂耳的骨灰和遗物。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骨灰安葬在昆明秀丽的西山华亭寺的下方，云南著名学者徐家瑞为其撰写了“划时代音乐家聂耳先生”的墓碑。聂耳的家属、亲友和楚图南、郑一斋、杨一波、徐家瑞等著名人士出席了安葬仪式，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1935年更把战火烧到了华北。聂耳写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惊悉聂耳逝世的消息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就怀疑聂耳是否是被日本警方或者是国民党特务谋害而死；国内的一些报刊在发表聂耳逝世的消息时，也对“七窍流血”而死的聂耳“是否溺毙，发生疑点”。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环境里，产生这些怀疑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后来却都没有了下文。
1935年底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聂耳纪念集》里，刊登有郭沫若写作的聂耳悼诗④。诗中只是“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1954年云南省文化局在原址整修聂耳墓，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应邀题写了新墓碑“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墓碑文的最后却说：“聂耳……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这是否是因为当年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政府，1949年以后追随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积极协助美国进行朝鲜战争，致使长期未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缔结和平条约。郭沫若受到当时中日两国还处于敌对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影响。因此在墓碑文中直言日本为敌国，并对聂耳的死因提出质疑，一吐胸中几十年来的新仇旧恨，这显然具有时代与政治的历史烙印。
20世纪80年代初编辑《聂耳全集》时，我作为该书的执行编辑，曾经对聂耳逝世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一、曾经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说聂耳的游泳技能较差，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二、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杜宣、林林、杨式谷、吴琼英等人，说他们1935年为此已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是都没有找到任何聂耳被谋害的根据和事实。三、据杜宣⑤说，聂耳离开东京前，他曾问过聂耳一起去藤泽的人是否可靠，聂耳明确告诉他说李相南是自己人――朝鲜共产党党员。四、许多被调查者说聂耳的歌曲当时在中国虽然已经很流行，但是一般人多不知道其作者是谁。在日本聂耳就更不为人所知，而且聂耳当时还是用“聂守信”的学名去的日本。五、那时日本虽然占据了东北，但是与其交战的是“抗日义勇军”，中日两国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才全面开战，因此1935年时日本当局还没有谋害聂耳的理由以及必要性。六、连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中国著名人士郭沫若，日本警方那时也只是对他进行监视；对中国进步留日学生，也只是有时叫去问话、无理拘禁，最多是押送回国，没有听说有人被害死和谋杀。七、聂耳写作的歌曲成功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涨爱国热情，但是只是号召大家“上前线去”、“举起所有的武器”、“驱逐我们的敌人”，并没有任何“抗日”甚至是“打回老家去”等直接的反日字句。日本当局如果以此来谋杀一个音乐家、而且只是以中国留学生身份去日本的聂耳⑥，还缺乏根据。
调查中还有人说聂耳的头部曾经多次出现过问题：一、在明月歌剧社时，有次聂耳曾经从单杠上头朝下的摔在地上，当时就不省人事⑦。二、在联华公司时，1933年8月30日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拍外景时突然昏倒，因脑充血在仁济医院住院治疗了八天（见聂耳那段时间的日记与书信）。三、我采访金焰和吴永刚时，他们都回忆说1934年有次与聂耳玩“坐飞机”（把他同侧的手和脚拎起来转圈），不小心脱手致使聂耳的头碰到了墙壁上，也是当场就昏了过去。四、1935年初赶拍影片《新女性》时，该片的导演蔡楚生回忆：“我们和聂耳共同度过了困倦而紧张的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聂耳的脑部，过去不幸因曾经两度摔伤，一到深夜，血液上升，他就涨得满脸通红和感到痛苦不堪。往往在这时他总嚷着：我的脑袋要爆炸了！”⑧ 因此，有人推测聂耳那天在日本游泳时，是否因为突然头脑发晕失去了神志，才造成了意外的不幸？
聂耳生前的战友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其死因一直非常关注，也曾经有过疑问。1983年他访问日本时，特意去鹄沼海滨视察并带回来了一份历史文献――日本藤泽町长大野守卫1935年7月18日签发的《认许证》复印件，其中死亡原因写得是“溺死”。我应召去他家里拿《认许证》的再复印件时，吕老说事实看来确实是这样了。因此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前，1985年版《聂耳全集》⑨的《聂耳年谱》，据此采用了聂耳是“溺水而亡”的说法。
为纪念聂耳逝世45周年，1980年昆明市政府在西山太华寺的上方修建了聂耳新墓。由于聂耳的缘故与昆明市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藤泽市市长叶山峻，这年率领藤泽市代表团来昆明访问，拜谒聂耳墓时日方当即对郭老墓碑文的最后两句提出了意见：认为聂耳逝世当时就有“溺死”的检验证书；藤泽市人民对聂耳更是一直怀有深厚的情感――1954年就在聂耳逝世的鹄沼海滨建立了“聂耳纪念碑”⑩；1965年又重建了被海啸破坏的“聂耳纪念碑”，并请郭沫若题写了“聂耳终焉之地”的碑铭�B11（。还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由藤泽市市长兼任会长，并经常举办多种纪念活动与演出。去日本访问的各种中国代表团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该聂耳纪念碑参观凭吊；而且1935年聂耳去世时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日两国之间都并不是敌国。
根据这些情况，1982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向文化部呈送报告，提出为了回应日本方面的这种友好情谊，适应当前的政治形势，郭老撰写的聂耳墓碑文若继续使用，是否应该删掉最后那两句话。当时的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认为郭老1978年已经故世，此事如何定夺，还需请示中央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胡乔木同志。这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让秘书黎虹复信周巍峙：来函乔木同志已阅。郭老为聂耳墓碑题词，乔木同志已删去最后两句（见送来附件）。2月26日周巍峙将复信批转给文化部办公厅：按此复一信给云南省文化局。3月3日文化部根据胡乔木和周巍峙的批示，发函给云南省文化局，要他们“遵照执行”。
但是遵照文化部的指示，聂耳墓地删去了郭沫若墓碑文上的末两句以后，许多人提出意见，认为不应该甚至是不能“篡改”郭沫若的作品。为此昆明市有关单位上报国家文物局反映群众的意见。作为文化部代管的单位，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国家文物局1991年的批复却是恢复保留郭沫若的全部文字（尚未见到批复件，仅据此事经办人的介绍）。因此现在昆明聂耳墓地的墓碑上，仍然呈现着的是郭沫若墓碑文的全文。
根据以上的情况，我认为：郭老1954年撰写的聂耳墓碑文，对聂耳的成就和贡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末句也难免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郭老也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氛围。1972年中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缔结和平条约结束了敌国状态以后，两国及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日益加强。考虑到郭老的墓碑文还应该长久地树立在聂耳墓前，因此为适应其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过适当的报批程序后，删去其末尾不恰当与到现在仍然缺乏根据的疑问句，应该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该墓碑文的全文作为历史作品，在郭老的著作、文集以及其他场合，当然还是应该完整的留存）。至于认为不应该删改甚至认为不能“篡改”郭沫若原作的观点，我认为如果郭沫若迄今还健在，他也会依据当前的形势，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改正其聂耳墓碑文。�B12
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一衣带水的传统联系和深厚情谊源远流长，即使删去了郭老墓碑文里最后的那两句话，也并不等于我们就放弃了追查聂耳死因的权利。如果聂耳的“被谋杀说”今后发现了确凿的证据，不仅是中国人民，我深信许多日本的友好人士，都会对有关责任人群起而共讨之，彻底清算这一严重的历史罪行。
注释：
①已收入《聂耳全集》下卷。
②冀林为李相南的中国友人。
③《聂耳纪念集》由左联作家张鹤与左联诗人蒲风负责编辑。
④郭沫若写作的聂耳悼诗刊载于这年10月31日上海出版的《中华日报》。
⑤杜宣，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东京支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⑥聂耳其时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
⑦见其1932年7月23日日记。
⑧见1955年7月11日出版的《大众电影》第13期。
⑨1985年版《聂耳全集》，吕骥为顾问之一。
⑩1954年就在聂耳逝世的鹄沼海滨建立了“聂耳纪念碑”，中国红十字会访日代表团出席了落成仪式，团长李德全剪彩并发表讲话。
�B11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首席代表孙平化等人与藤泽市民参加了落成仪式。
�B12郭老还有一些话语和观点，现在通过事实证明也存在着问题。
责任编辑、校对：田可文
On the Survey of Nie Er’s Death With His Epigraph by Guo Moruo
XIANG Yan-sheng
Abstract: There was a monody poem for dead Nie Er by Guo Moruo in �Collection of Commemorative Nie Er�, which published by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nd of 1935 (this elegy had been published in Chinese Daily in Shanghai on October 31). There were two lines of poem expression meaning that Nie Er drowned while swimming in sea. However, Yunn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Culture renovated mausoleum of Nie Er in 1953, and Guo Moruo, president of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invited to write a new gravestone “People’s Musician Nie Er Mausoleum”; but the last part of it showed meaning that it’s pity for Nie Er died in enemy state, and cause of drawned unknown.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cause of Nie Er’s death through the different monody poem and gravestone both by Guo Moruo.
Key Words: Guo Moruo (1892~1978), monody, epigraph, Nie Er (1912~1935), cause of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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