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信用卡【运城“黑金”的台前幕后】
时间：2020-02-21 10:49: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1年7月，中纪委和山西省纪委进驻运城河津查处这里人大代表集体贿选大案，据称，这是山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双规”行动。然而，与河津“贿选”几乎同步出现的运城“黑金”一案，却从1月份悬置至今，贿选人宁保安离奇出逃，一切显得过于平静。
当选举成为一种权力和物流的通道时，对利益的追逐和对既得利益的维系便成为政治的内容
运城的松弛与警惕
“运城是个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37岁的出租车司机李建军从小在运城长大，对运城的印象，他只给出了这么一句话。
上层建筑的无序直接表现在城市的外表上，运城的火车站有点像老北京的胡同宅院，局促，狭小，不大的广场中间是一尊关公铜像，四周零散地布满了个体茶摊。运城是关羽的老家，今年是关公1841周年诞辰，运城的许多地方正在大搞庆典活动。
对于贿选一事，大多数运城人闻所未闻，回答也都大同小异，丝毫不掩饰对于政治的漠不关心。放在心上的可能是运城市委的领导，用河津市赵家庄党支书赵马科的话来说，“采访不是时候，现在整个运城的政治气候都很紧张”。他所说的“紧张”气候是指目前长驻河津宾馆的中纪委带来的，“河津往年被表彰过的，这些日子已经大多数被纪检委双规过了”。从运城市委常委、人大到公检法，几乎所有官员都对“宁保安贿选”一事讳莫如深。
记者四次拨通市委书记黄有泉办公室的电话，均在告知“北京记者”后被挂断。
直接负责此案的运城检察院副检察长，素有“黑脸女包公”之称的翟北安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反应冷淡：“你没有来运城的必要，此事由我们一把手负责，在公安部门发出通缉令之后，已经没有人再过问此事。”运城公安局局长燕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宁保安是在纪检部门手中逃走的，警方已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悬赏三万元捉拿，公安部门职责已尽。
与宁保安同处一个单位的运城计委办公室主任姚志敏还未等记者说明来意便向记者发话：“好事可以说，不好的事情有什么可以说的？”
神秘的“宁保安”
宁保安是个什么样的人？
运城不大的地方，“上面办事的”没有几个会不认识宁保安，没有几个会和宁保安没有些关系，因此，谈及宁保安与谈及“黑金”一事一样，多数人语焉不详。用计委办公室主任姚志敏的解释来说，“他（指宁保安）现在下落不明，说他好政法部门不同意，说他不好，万一他回来了呢？”
除了通缉令上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记者正面只得到了关于宁保安的两个评价：一个是来自河津赵马科的，据称，这位河津市的前任市委副书记“年轻、大胆、干劲比较大”，还有一句话是说他“向上的冲劲很足”。这个性格倒是可以从宁保安的官路中得到推测：宁23岁进入稷山县团委担任一名干事，后历任共青团运城地委青工部长、副书记，1991年转任运城地区河津市市委副书记，6年后入主运城地区计委，1998年担任运城计委主任。10年时间从“副处”熬成了“正处”。
另一个是姚的介绍：在宁保安“出事”的半年前，运城计委在“三讲”结束后，对计委的每一个干部进行了干部测评，宁保安以95%的选票顺利通过考核。照推理，宁保安在单位和当地都有不错的群众基础和人缘。有知情人透露，选举前一天，宁保安正在当地某酒店与好几位熟人觥筹交错，其中不少是此次的运城人大代表。
以一本介绍村民自治、实行海选的书《风风雨雨选村官》而闻名的运城城关镇党委书记魏荣汉向记者谈及他对运城大规模出现贿选的看法：“当年我们选村官，依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都不具备提名候选人的权力，提名的形式只有两种：十人联名和民主推荐。老百姓自己掌握民主，热情自然就很高，也规避了出现腐败的最大可能。而人大选举，组织提名的几乎可能百分之百当选，对那些没有被推荐又‘当官心切’的，贿选便是其来有自的事情了。”
这也是当时宁保安面对的现实。
2001年1月，刚刚由地区变市的运城迎来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五名副市长的候选人是原地委副专员董洪云、吴菊仙、安德山、柴林山、王傅面临着称呼的转换：由副专员变为副市长，“所谓投票只是个形式”。宁保安只是差额选举里的人，要由处升局，能走的惟一一条路便是“贿选”。而在五个候选人中，前四人都是“老运城”，董洪云从临汾调至，但在当地也已有二十多年，惟一一个可以动的是王傅。这个在地委担任过处长的现运城副市长的名字被从候选人名单上悄悄地划掉了。据说，宁保安对王不买账的理由有三：第一，王从北京下来，在当地势单力薄；第二，王和宁曾同任处级，理当“平起平坐”；第三，王比宁年纪小，宁坚信“姜是老的辣”。
只是宁保安的自信显然缺乏根据，2001年1月13日，也就是选举的第一天，一封举报信便到了市委书记黄有泉的手里：宁保安在拉票。1月15日，运城纪检部门对宁保安进行双规。按道理，所有的调查都应该就此按部就班地展开，然而荒诞的一幕出现：1月17日，负责双规工作的运城纪委主任李新民和李为民，均请假回家，说是过年要给家里买点东西。晚上八九点钟，宁保安从纪委指定地点逃离，而当时负责看守的只有一纪委的司机和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事后，两位纪委主任受到了相应的纪律处分，李新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诉冤情，“冤，真的很冤，我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女儿今年考上了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自己的心情一塌糊涂”。但他也表示，“没有上级安排，我不会接受任何采访。”
各种流言在运城高层中因此若隐若现。
运城行署办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许多人在保宁保安，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现在的状况是在淡化此事，“谁动谁倒霉！”
但让记者不解的是，此事件中作为宁保安对立面出现的运城市副市长王傅，不仅拒绝采访，并且对“他的名字在选举中被人划掉”这一事实也矢口否认。
翟北安检察长给出了逻辑严密的判断：“我们办案讲的是环环相扣，现在宁保安跑了，钱究竟送的谁，谁送的，我们都无法给出结论，那就不排除有中间人想讨好他替他行贿的可能，这样的话案情又不一样了。这就成了一个无头案。”
“黑金”暗流
运城市是农业大区，去年农业总产值为62.18亿元。地处晋陕交界的河津市，民营经济“五分天下有其四”，为全省经济十强市之一，工业总产值占全运城的31.1%，而农业总产值仅为2.06亿元，只占62.18亿的3.3%。这样的工农业比失重造就的是河津市大量集中于冶金、焦炭、建材行业资产上千万甚至上亿的私营企业主。
与运城破旧的火车站广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正在施工的河津市府门口的龙门广场，仅前期投资就达2000万元。
曾任河津市委副书记的宁保安如果当选为运城市副市长，直接受益的是除了宁保安自己，是不是还有河津的这些私营企业主们？如果说，“幕后政治斗争”的猜测已经随宁出逃而注定成“谜”，“政治投资”的心理则是个放在台前的事实。据报载，河津贿选案中给人大代表送毛毯的一装饰公司老板薛安民，在送礼时直言不讳，当上代表，自己在运城市揽工程就更容易了。记者向他本人求证这一事实时，被以“生意太忙，无心过问此事”为由而拒绝。
在运城，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交叉纠缠的痕迹四处可见。地委所在的“文明街”两旁的广告牌都是由当地实力派的企业家和政界要人的头像所组成。记者还在“运城世纪大酒店”等好几家刚开张不久的酒店看到，大堂中间赫然挂着署名“人民检察院”等机关的贺匾。在河津采访期间，多人向记者反映，该市某领导坐着民营企业家送的红旗牌轿车，“每日招摇过市”。
据悉，目前已有6个市人大代表承认宁保安向其贿选，检察机关能够认定的贿选金额为6000元。然而有关方面坚信，宁保安所使的“黑金”远远不止这个数。
有人给宁保安算过一笔账，运城地区419名人大代表，至少要有210人投他的票，他才能当选，仅按每人1000元算，宁要“打有把握仗”的最低投入为21万元。而以宁保安每月800多元收入来看，这个价码显然是他个人无法承受的。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宁的经济后盾是财大气粗的河津私营企业主。而宁保安只是他们的砝码之一。
一人大代表形容：“今年元月，运城到处使‘黑金’，钞票满天飞。”
从中纪委目前调查进展来看，仅河津市选运城人大代表，用于行贿的钱物总价值至少在200万以上，受贿代表高达80%以上。对每月工资大多在300元左右的当地人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送给代表台历和888元的长城焦化公司董事长薛忠泽对记者说，几乎每年都这样，（贿选）是个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今年捅漏子了，反而大家觉得反常了。
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十人联名推荐的赵吉民送的是“红豆”内衣，据说“花掉了种棉花的几万元，老婆和他吵成一团”。河津赵家庄书记赵马科，看到记者去看他，虽然口风甚紧，却一连说了好几个“谢谢”，他说自己也很“无奈”，“祖祖辈辈种田为生”，本来在市委推荐之列，看到别人送，“怕自己落选了没有面子”，硬是掏出了6万元，最终还是差3票落选。
反正一个既定的事实是，当时运城选举的无序和混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赵马科回忆说，选举期间每天都在吃，印象中几天里“大吃了三次，小吃了两次”。
8月10日，记者赶到河津。在选举期间河津代表入住的惠源宾馆里，服务员回忆当时的场景：宾馆热闹非凡，串门向人大代表们“问候”的候选人络绎不绝，纷纷向代表们赠烟、赠购物卡，“像餐馆一样”，“那天楼道里随处可见‘芙蓉王’纸箱。”
“黑金”之“黑”
有人把“黑金”一词拆字理解，里面蕴含了“黑金”政治的两种手段：一为“金”，二为“黑”。
在运城采访期间，不断有人告诫记者:“不要碰宁保安这件事。”这倒并非空穴来风，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件事：1998年5月27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山西青年》杂志记者高勤荣的文章《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首次披露了运城地区搞假渗灌，制造 “大跃进”式的“政治工程”内幕。该报道刊发后，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推出揭露运城假渗灌的深度报道，这个给当地政治和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的“大跃进工程”再也无法掩盖后，随着运城市委有关领导的表态认错，高的处境也随之急转直下。12月4日，运城警方以“先抓后取证”的方式扣留高。1999年4月28日，运城市法院以此案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高勤荣一案，8月13日，运城地区中级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分别叛处高勤荣有期徒刑5年、3年、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山西青年》杂志主编许先生回忆，庭审没有通知单位的任何人，当天，北京方面前来援助高的几十名律师和记者被阻挡于运城法院门外，“门口是人山人海”。“现在高勤荣仍在狱中，同事很难和他见上一面，要经过好几道手续批准才能探望。”
据知情人称，此次运城方面动用了不小的一笔活动经费。
能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当地人告诉记者的发生于去年2月4日的另一件事：那天上午9时左右，年过六旬的山西省运城市国税局退休干部李发旺老人骑车经过运城张孝村时，被一辆警车撞倒，李顿时失去知觉。等他醒来时，得知是被运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绪明的车撞伤的，并将他送到医院。经诊断，李发旺左腿被撞成3截，严重粉碎性骨折，左锁骨断裂，心脏供血不足，胸腔出现大量黏液。2月17日，李接受了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术中心跳曾停过3次，术后连续昏迷3天。而事后，李绪明检察长对之避而不见，还警告李发旺的儿子“别再纠缠”。
当太原的两家媒体采访李绪明时，李扬言，“你们最好不要报道，运城的事很复杂，谁报道谁倒霉”。
同样的黑色恐怖在选举期间也大量出现。老实的赵马科对记者说，李全堂在河津算是呆不下去了。河津市人大代表、东光德村党支书李全堂是此次河津贿选的举报人。记者拨通他手机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山西晚报》的那个记者再敢来河津，我非揍他不可”，李全堂对记者的愤恨并非不能理解。自从《山西晚报》将他的名字公布于众之后，李全堂已经不知道该呆在哪儿了。上城里自然不行，呆在家里的话，“每天会有四五十个电话，有的是询问情况，有的是恐吓、威胁和辱骂。”
一个让李全堂无比恐惧的记忆始终挥之不去：199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李全堂一家正在吃年夜饭，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家几口回过神来时，发现灶屋已经被炸药掀塌了大半。“我至今不知是为什么，是谁要害我”，“我的性格就是与那些坏人不相同。”李全堂说话时，声音抖动得很厉害。
相比之下，李全堂到目前为止的遭遇可能还不算太坏。去年11月，在运城市农村换届选举前夕，原任槐树凹村党支部书记的付富贵，得知副村长杨保君准备竞选村支书，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付富贵找到当地无业人员程龙军，托他用3万元雇佣杀手卫红福、李卫东于12月2号谎称租房，来到副村长杨保君家，用非法购买来的运动步枪，将付的竞选对手与其母等3人当场打死。在权力的角逐中，民主的演绎沾上了暴力的血腥。
据新华社报道，原河津、运城两级人大代表薛仁义原是村里一名以贩菜为业的农民，素以打架斗殴闻名乡里，在重金贿选当上人大代表后，为了保障收回贷款，他雇佣会计、出纳、打手多人，配备了枪枝、警棍、匕首、炸药等，动辄打骂、恐吓甚至绑架他人，几年当中，河津市有数十人领受过这种“待遇”。
采访中一位河津官员称，黑势力的进入已使运城政治和民主前景蒙上了一层难却的阴影。
（本稿采访中得到了《山西晚报》记者苏文彬和李延祯的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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