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好不如谈好 谈干海参
时间：2020-02-21 10:44: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导读：劳资谈判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社会效益，毕竟打工者有了更多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而无声的社会往往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在上海，已经有2800家企业的员工可以派代表和老板谈判工资了。”6月20日，上海总工会法律部主任屠国明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而全国总共试点企业才有5000家。”实际上，2000年11月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刚刚正式颁发第九号令――《工资集体协商办法》，工资、福利不再由经营者一方说了算。今天如果在外滩散步，走过和平饭店、曼谷银行你会发现与他们比肩而立的还有上海总工会。屠国明在这幢能令人想起革命的白色法式建筑中，计划年内组织一个专业化的顾问团，义务提供谈判服务和法律咨询。
在屠国明推荐下，记者花了两个小时从市中心赶到位于松江开发区的上海健伍电子公司。52岁的赵耀国是上海健伍电子有限公司的的人事部长，而58岁的陆建平是工会主席，两人都是5年前从上海广电集团调到这家中日合资厂的。两人的办公桌相距不到3米，但他们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5年，而且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赵耀国代表资方――经营者、董事会；陆建平代表劳方――工会。
一间盒子式的大厂房，简单划分为车间、行政区与食堂；行政区也像个大车间，没有任何遮挡，一目了然，只有中日两位经理才有办公室。总经理北泽雅夫同样穿着车间工人的皱皱的蓝色制服，与记者侧身而过时会主动颔首致意，午间也会在食堂排队，等待一样的大排和鸡毛菜。吃饭和工休都会响起钟声；即使小便池的上方也会贴着“高效=5S+1S”之类的管理口号――日资公司的影子随处可见。
陆建平是公司里的特殊人物，在行政职务上只是保卫科长，比“部长”还要低一级，与车间主任“课长”平级，但他却参加每月的经营会议，并列席董事会。即使在日本召开也不例外。任何一项关于员工工资、福利的决议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才能生效。除了两位总经理北泽雅夫和倪子泓，他是惟一有私人空间的人――一间15平方米的员工图书室，可以搞工会活动。从1995年公司初创时起，他就是工会主席，其间连任过一次。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坐到了谈判桌上。“不要说谈判了，有点太‘那个’了，还是叫协商好些。”老陆说。但在老陆的叙述中却并没有那么心平气和，“最开始资方全部是日本人，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一会儿就脸红脖子粗。”
每年年底，双方会就新一年的工资、福利、管理制度展开一轮谈判，并签订新的员工集体合同；平时两个月一次例会，一般只是老陆与赵国耀的会晤，相互通通气。对自己5年的工作老陆很有成就感，健伍每年都在涨工资，最高涨幅超过12%。即使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全公司的利润只有可怜的14000元，第二年工资还是涨了4%。在这5年中，公司还取消了末位淘汰制，旅游经费从每人300元提到了500元，春节、五一、十一的公假都延长了3天，晚婚晚育的职工也会有300元的补贴……实际上连谈判对手――赵国耀的席位也是老陆争取来的，资方起初本不同意工会会员代表资方。
老陆印象比较深的是去年的工资谈判。资方提出工资增长幅度为3.5%，工会不同意，理由是：1.1999年是公司利润最高的一年，达1536万元，即使在去年几无利润的情况下还涨了4%，今年的幅度无法接受。2.据工会了解同行业的工资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同是广电合资的索广增幅为12%。3.公司的利润和员工的勤奋工作分不开。因此建议工资增长幅度为10%。赵国耀代表资方也提出了反对意见：1.近几年物价一直在下降。2.公司的境况刚刚好转，还需要控制成本站稳脚跟。3.如果工资增长10%，养老金、保险金也会增加，公司的整体支出将增加15%，这一点公司无法承受。经董事会讨论后，最后决定增长6%，“虽然这不是一个工人满意的数字，但却是一个工人都接受的结果。”老陆说。今年老陆取得的胜利是“终身合同”，“老员工将不会被轻易解雇”。而他下一步计划说服公司报销女工的人工流产费，还要把工间休息的10分钟算进8小时工时。
在采访过程中，老陆经常提到的一个人物是中方经理倪子泓――“他的屁股坐在我们一边”。“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劳资谈判中最现实的问题――必须解决资方强而劳方弱的问题。”上海总工会法律部主任屠国明说，像健伍这类公司的成功还带着“开明君主制”的影子。问题是，目前的《公司法》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9号令有明显冲突，《公司法》规定员工的工资由董事会决定，9号令指出工资应由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制定；“产权与劳权本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但却缺乏对话的保证。”这也使作风老派的上海总工会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乐观。
“所以目前上海试行的企业大都是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位主任科员告诉记者，“他们都会理解，实际上我们的做法还很温和，没有罢工也没有‘春斗’、‘秋斗’。”据透露，我国劳资谈判的试行还是受了一家在华的德国公司的启发，这家公司一直自发地“谈判”。“第二步是向私营企业推广，这些公司产权和劳权都很清晰。”屠国明向记者介绍，“但其中阻力也是极大。”上海10万家私营企业，平均雇员9人，几乎没有工会组织，“劳方实力弱小，老板们也从没有‘商量工资’的想法”。屠国明的方法是以地区为单位，在同一区域内的私企雇员组成联合工会。普陀区星云经济区就采用这种形式，一体签了1800户企业的集体合同。其实最难进行下去的是国企，目前国企工资仍采取国家总量控制的原则，惟一能动的是改制后投资多元化的国企。即使如此，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是小心翼翼，只选取了10%的相关企业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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