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重新理解剩余价值和改革方向

　　 摘 要：《资本论》用剩余价值理论说明了两极分化的剥削垄断根源和马克思时代私人资本主义模式不可持续。21世纪环境下再看《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能停留在剥削批判层面，要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与主要矛盾。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而创造剩余价值正是自愿地、持续普遍地顶着市场风险创造财富的巨大激励。剩余价值本身能够循环创造的可持续性，又以社会有效需求比较充足为条件，否则社会化大生产与少数利益集团占有剩余价值的矛盾就会积累爆发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从这个角度解释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大危机的两种应对模式即集权计划经济与社会保障性资本主义的实质，分析中国改革的方向，提出解放思想，转变战略，充分发挥剩余价值的投资激励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以消灭落后农业生产方式和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实现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和充足的国内有效需求为立国之本，历史性消灭城市像欧洲、农村郊区像非洲的剩余价值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局面。
　　 关键词：剩余价值；激励功能；社会保障；农民市民化；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F014.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5-0009-04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著作是《资本论》，《资本论》又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恩格斯这样评价《资本论》：“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也认为，自己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新的工具说明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剩余价值概念对“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性质”和“说明经济发展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是非常关键的。
　　 《资本论》共四卷，学术性很强，又充满人道主义愤怒，有大量当时一线的“血汗工厂”、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新闻调查报道和反应这些情况的英国国会议员参阅的报告资料。《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剩余价值生产问题，第二卷分析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第三卷分析剩余价值分配问题，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发展史，总之，《资本论》研究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重点是分析资本家如何剥削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导致工人阶级绝对贫困，也导致商品卖不动而严重过剩，引发经济与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大危机。其实质在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少数人占有巨额剩余价值、形成严重两级分化的根本矛盾。用今天中性的话讲，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可持续。
　　 一、剩余价值、剥削和危机的另一面
　　 今天看《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不能停留在剥削批判的层面，要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社会实际需求和中国所处历史阶段来借鉴反思，不是简单颂扬崇拜，也不是简单打压害怕、镇压《资本论》这一类的书不允许其出版发表。对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在和平与发展取代了冷战作为世界主旋律的大形势下，除了看到剥削，看到私人占有的弊端，同样重要的、或者对现在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楚人们的、社会的常识：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投资、积累和创造财富的激励，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也就没有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出现的可能。而没有财富的扩大和积累，就没有进行剩余价值再分配、将它的性质在社会总体层面改进、使之社会化的可能。
　　 关键在于，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如果普遍都不能创造出剩余价值，历史上积累的资本就会普遍消耗、毁灭，新的等待投入的资本就会观望就会失业，财富与经济将会停滞不前。持续普遍地创造财富需要激励，要靠全社会成员持续创新开拓努力，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人们普遍性、自愿的投资激励，没有人民从事生产、销售和研发的激励。而资本主义，正是用更普遍性的、平民性的、更具平等性的、非暴力的经济回报激励（剩余价值激励）取代了封建特权的、王侯将相的、官僚垄断的血统性激励或暴力垄断性的狭隘激励，从而开拓了大市场，将小农自然经济逐步拓展积累到了近、现代市场经济。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言，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创业，通过到处建立联系，到处安家落户，到处销售、到处占领市场，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物质财富，创造了世界市场，同时也创造了比封建社会形态先进得多的人道得多的制度文明，为未来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每一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历史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经济危机具有循环性和周期性，经历四个阶段：经济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是循环往复的进行。其中，商品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量超过有购买力的需求的状况。由于购买力低下，生产的产品无法实现销售，“资本会大量出现转移、信用会丧失、利润率会下降”，这些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程度逐渐加大，“过剩会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向另一个企业扩展。”经济危机严重的时候，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来了，革命就会爆发，失业大军和绝对贫困的工人阶级将联合起来砸碎资本主义枷锁，实现新的更高级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历史形态：物质极大丰裕、人类又彻底自由平等、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危机的核心其实可以归结为，剩余价值普遍不能实现，危机就爆发了，如果程度非常严重，问题非常广阔，一国之内解决不了，就会推向国外，各国之间也解决不了，就会爆发贸易保护大战和世界大战。马克思时代的传统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只归少数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模式就走到尽头了，这就是马克思身后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社会大危机，世界末日当时看来已经到了。
　　 二、两种历史出路：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和社会保障资本主义的实质
　　 二战后，在冷战对抗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大危机让人绝望的背景下，一批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和民族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选择了直接消灭剥削的普遍观念，选择了消灭商品和剩余价值:万恶之源，希望直接搞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历史性的选择。
　　 剩余价值可以用来进一步解释当时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为什么苏联斯大林时期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都有巨大的工农剪刀差？就是国家受当时恶劣生存环境约束被迫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装备工业，但是没有财富积累存量或者剩余价值积累，只能去剥夺农民们的剩余价值，靠农民多，积小成多，靠这种原始积累搞国家资本主义创造了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短期高速成长的历史奇迹。当然，这个过程受到落后国家传统遗产这个历史条件限制，具有很强的封建专制遗风甚至血腥制气息，但是现代财富基础——工业尤其重工业基础和必要的基础设施确实在短期内建立起来了，为后来转向市场机制为纽带的、全社会成员为主而非国家政府为主进行剩余价值投资生产与财富创造奠定了基础。
　　 传统集权计划经济道路消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借以消灭资本主义，但是，国家社会同时又面临生存的现实，面临简单再生和扩大再产的现实，面临社会资本积累的现实，所以在一穷二白、封闭对抗国际环境下采用了国家集权资本主义，通过政府强制力占有农民的剩余价值来快速完成原始积累，较快地建立起初步的工业体系、战备体系（借助于西方资本主义冷战前三百年积累的部分技术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借助于人家的物质基础、城市化基础的示范，没有这些工业化、近代城市化的世界历史条件，国家集权的封闭的原始资本积累只能重新制造又一个农业封建王朝、封建盛世及其衰落替代）。
　　 后来历史证明这种国家资本集中搞大建设的模式在短期内是可行的：农民们刚刚解放，新社会的头几代人还有激情、信念，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但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经济规律最终克服不了，持续的普遍有效的、相对自由的落实到个体、自然人的财富创造激励被政府的强制原始积累挤出了，被占社会资本绝大部分几乎百分之百的政府投资、命令经济挤出去了，挤出效应积累过久，量变引起质变，国家经济体就无法循环下去，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创造就会停滞，隐形的经济大危机就到来了。随着建国热情（也是种巨大生产力要素）的消失和对普遍的管制的反抗，社会政治危机也来了。在完成了迅速帮助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建立起现代工业基础和重要地区基础设施之后，该模式就无法持续，经济上、人道上都无法持续，就走到历史尽头了。
　　 可以借用孙冶方的一段评论来解释该模式的不可持续：在《社会主义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中孙冶方痛惜：“回顾三十二年来我们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和财经实际工作所走的弯路，不是因为我们搬用了《资本论》的什么教条，而是因为我们违背了《资本论》所早已明确指点了的许多基本原理。特别是五十年代我们引进的那套经济管理制度的一切缺点也不是因为生搬硬套了什么《资本论》的‘教条’，而是因为违背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如果说这里有什么教条，那么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最反对的自然经济的家长制度和官僚主义管理制度的教条。因此，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该好好宣传《资本论》，而不是贬低它。对于《资本论》所没有谈到的许多新事物，也只有遵循《资本论》的基础理论才能作进一步的说明。”
　　 不过，他似乎没有指出，这种教条方式的异化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传统专制政治遗产、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当时世界各国冷战斗争封闭环境决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所最反对的自然经济的家长制度和官僚主义管理制度正是前资本主义古老社会已经习惯了的，这些社会认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可行的，短期内好统治者们是得到封建传统久远国家的民众广泛信仰支持的，人类历史的这些地方还没有经历痛苦的漫长的资本主义反封建革命，市民阶级远远没有形成。马克思、恩格斯要在这些地区反封建只能被清洗、被当做反革命，而且很孤独，只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需要的反封建历史任务。
　　 这些国家计划主导经济模式，实质是国家独占有限的剩余价值的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是历史试验版本的20世纪国家资本论，只不过资本家变成了国家，自然市场的流通分配帮助实现剩余价值循环的功能被封闭的命令模拟市场替代了，一旦剩余价值无法持续再生产，通路就历史地中断了。
　　 相反，另一种历史出路，当代西方国家二战后以来的道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美国的社会保障性质的资本主义，通过全面社会保障和各种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杜绝了绝对贫困的工人阶级的再出现，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经济社会走向新的繁荣。虽然也有周期性各种危机，但整体生活水平，公平分配程度、民主自由程度、人道主义程度都比大灾难时期有了质的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开始变得比较接近马克思本人的意愿，欧美总体上变成了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移民向往的地方，也是落后国家官僚们腐败之后洗钱、出逃的地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抹了很厚的一层灰，但还没有根本动摇它们的文明程度和社会形态的先进性质，它们的实体经济总体上还在稳步积累、创新发展。
　　 为什么？实质何在？众所周知，欧洲很多国家的执政党属于恩格斯任首任主席的第二国际留下的社会主义政党，一般称为社会民主党，起源于当时工人运动，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积极推行保障工人权益、提高工人阶层生活福利的政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工人阶层生活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拥有更为全面、更为实质的公民权利、个体权利，享有更多经济活动竞争自由和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竞选投票自由、政治参与表达自由，部分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努力与革命实践努力愿望。1998年莱比锡发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中称，他们希望建立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谋求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特权的团结互助的社会，通过取消特权和完善民主制来实现摆脱阶级限制。这些思想源于马克思，走了和平改造旧资本主义的历史道路。其实，马克思本人不只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同时也主张革命只作为临时措施，革命成功后他本人是反对长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年轻时他甚至认为国家在革命成功后要像青铜器一样送进博物馆，阶级消亡了国家就消亡了，共产主义世界只剩下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职能。
　　 这些当代史可以用剩余价值来分析，欧美战后的历史道路没有走彻底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经济的道路，保留了社会对剩余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本性追求。同时，和计划经济国家异曲同工之处就是由国家通过高额财产税、遗产税和实施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占有了大部分剩余价值，既消灭了过度的阶级差别，又为财富和剩余价值的进一步扩张和周期循环上升创造了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条件。这是当代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或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实质，剩余价值分配实际上通过社会保障核心以及普遍的良好治理的私人公司变为相对规范的大型股份公司而社会化了，这样，生产社会化与少数私人占有剩余价值的根本矛盾得到了很大的解决。当然，这种历史形态也有很多问题，比如金融资本虚拟程度很高、杠杆放大程度过高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坏因素——不过，这对任何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例外。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按照马克思一贯的经济逻辑、社会形态和自然历史过程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基础才能实现。
　　 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大危机之后的当代历史上，通过广泛的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市场创造的巨大剩余价值的社会化，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的实质和成功经验，而计划经济国家集权资本主义也是靠占有农民社会剩余价值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初步工业化与国防，但是，简单批判剥削、人为消灭城市工商业剩余价值是贫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老路或者极度强调军工重工、轻视民生的管制计划经济计模式不可持续的教训。
　　 三、中国改革的方向
　　 虽然今天我们面前问题重重、矛盾错综复杂，但是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已经兴起，物质财富极大涌现，具备了很好的历史条件，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转变思路，不要迷失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
　　 从剩余价值可持续创造、可持续实现角度看中国改革的方向，就是既要充分保证剩余价值创造积累的巨大激励，通过全方位对内开放的竞争性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又要保证剩余价值实现的可持续，通过全民社会保障和消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来创造足够大的全社会有效需求，赢得城市工商业中产阶级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基础上的新社会历史形态的可持续繁荣与发展。只有制度上法律上鼓励创造剩余价值，全社会成员才具有自愿地、持续普遍地积累和投资，并不辞辛劳、顶着市场风险与商业破产压力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可持续激励。
　　 至于“三农”问题的根源实质，从马克思《资本论》与剩余价值分析角度，是由于人口过度拥挤在有限土地上导致生产要素匹配严重失衡，导致了中国农村总体上已经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和税收，剩余价值为负，多年需要中央一号文件用大量补贴来维持相对甚至绝对贫困的小农户生存。而这是用城市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来反哺维持落后小农生产方式，严重影响国内有效需求的成长和城市现代工商业社会剩余价值的可持续实现，也是我们严重依赖外需消费的两大根源之一。另一大根源就是缺乏创造足够大国内有效需求的关键因素——全方位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缺乏大规模的有效率的公正透明的城市廉租房建设与分配制度。只依靠严重利益结构扭曲的现行房地产市场制度养肥了地方财政与房地产商的局部剩余价值，这在历史短期内具有迫不得已性质，历史中长期中却不可行，因为它严重阻碍着全社会、全国家剩余价值的做大做强、可持续涌现与和谐分配。
　　 为此，改革的方向与任务，需要解放思想，转变战略，以消灭落后农业生产方式和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实现世界最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为立国之本。首先是彻底改造农村的落后小生产方式，尽快消灭工农二元生产方式，尽快废除户口制度约束，尽快实现全民全方位社会保障：包括彻底改革现行扭曲的房地产市场制度、坚决执行大规模廉租房制度，从而有效帮助2亿多农民工——当代产业工人转化为市民，而不是就地巩固小农，从而实现城市化、工商业化，以城市化消灭封建社会形态的残余，使广大中国市民无后顾之忧、有创业之勇、有消费实力，形成世界上、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也形成足够大的中国内部的有效需求，解决中国经济与就业对外需的严重依赖。不仅如此，进一步彻底对内开放，推行全民社会保障，普遍实现国民待遇平等，推行更公平的、更具竞争性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避免权贵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陷阱。
　　 这些思路、这些人人心里明白的措施的实质，是疏通中国剩余价值的循环创造路径，保证资本的可实现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既充分保持剩余价值的创造积累的巨大激励，又保障全社会有效需求，保障全社会剩余价值创造积累的实现。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形成人道主义的社会基本和谐，赢得中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简单讲，既要极大创造财富，也要有效创造社会分配和谐，是资本与财富的安全之路，也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与可持续之路。
　　 现在压在城市普通居民和青年人身上的“五座大山”：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的不足，就是中国实现剩余价值再创造、再积累、再丰富的巨大障碍，是内需不足的根源。改革的具体目标、具体效果，就是使已经进城的前农民现市民、农民的子女后代们能够有创业之勇、无后顾之忧，大多数人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群体，使几亿被制度性历史惯性保留了农民户口、农民社会身份的产业工人和留守农民能够进城相对容易，能过上基本正常的、基本健康卫生的、人道的城市居民生活，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有几个亿的农民进入了城市化为市民，留下的少数农民才能转化为现代农场主，才能够住在现代化的规模经济的当代欧美式的乡村里；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广大农村、郊区像非洲的“欧非共同体”严重失衡局面才能根本改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封建贵族还占统治地位，在经济上还存在农奴制，因此，德国不仅存在着“现代的灾难”即资本主义剥削，还存在“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受“活人”即资本主义剥削，而且受“死人”受封建制度的剥削，“死人抓住活人”，“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100多年前对自己祖国发展状况根本矛盾的剖析，至今仍然需要我们中国警醒借鉴。
　　 符合剩余价值可持续创造和社会化分配这一现代经济规律的改革方向，现在不是认识问题，不是民众意愿问题，而是缺乏改革动力。改革的障碍，除了利益俘获，这具有短期的局部的历史合理性，但不具有可持续的历史合理性，古老传统社会的制度惯性遗产还相当程度存在，历史地消除它们，靠的是客观经济与社会逻辑，靠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循环。如果不改，问题掩盖积累下去，危机来临，循环大断裂，既得利益将灰飞烟灭，社会化大生产与少数利益集团占有大部分剩余价值从而内需严重不足的矛盾就会积累，量变引起质变，最终爆发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这里不是道德批判，只是对资本可持续性的分析，是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分析，是对局部资本在阻碍全社会、全国家资本的做大做强与可持续发展的判断。如果局部资本想做百年老店，出路就是充分竞争、充分对内开放的市场经济，就是全民社会保障改革，就是农民、几亿中国农民城市化并促进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出现，促进充足的国内有效需求形成，这样历史性地消灭城市像欧洲、农村郊区像非洲的严重失衡局面，消灭剩余价值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局面。这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创建崭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与新社会形态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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