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的比较研究_燕下都瓦当
时间：2019-04-21 03:15: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燕下都；灵寿故城；瓦当 【摘 要】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均是战国时期河北大地上的重要都城，本文主要就两者出土瓦当的形制、纹饰内容、构图艺术特征以及受外界影响情况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揭示它们的思想渊源及承载的文化内涵。这对于研究燕国与中山国的历史渊源以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颇有裨益。
瓦当，亦名筒瓦头，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建筑构件，置于筒瓦头顶端下垂的特定部位，不但起束水、遮朽的作用，使椽头和房檐免受风雨侵蚀，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且起装饰、美化的作用，增加建筑物的美学价值。瓦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观念形态。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几乎都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增强国力，促使经济上繁荣发展，政治上群雄并起，思想上百家争鸣，这一变革思潮，掀起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城市建设高潮，也带动瓦当艺术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燕下都和灵寿故城都是战国时期河北大地上的重要都城，本文主要就两者出土瓦当的形制、纹饰内容、构图艺术特征以及受外界影响情况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揭示它们的思想渊源及承载的文化内涵。
一、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
瓦当的形制比较
燕下都出土的素面半瓦当一般都是小型的，底径约18厘米，高约8.8厘米。其纹饰半瓦当一般硕大厚重，规格大小不一，底径最小的只有十几厘米，而最大的可达30多厘米。在燕下都出土了一件树木卷云纹半圆形瓦当（66W∶0731），底径16.4厘米，高8.2厘米，当面中央上方有一树，下方两树纹位于左右两侧，以卷云纹将两树纹分开，此瓦当规制较小[1]。一件双龙背项饕餮纹半圆形瓦当（73W∶0130），底径33.8厘米，高16.6厘米，其中间大部分是饕餮正面头像，饕餮巨目，长弯眉，宽鼻，凸鼻梁，阔口，卷唇。此瓦当形制硕大，整体纹饰精美流逸、构图饱满、圆浑劲健，可能主要使用在宫殿建筑的脊顶上。[2] 燕下都瓦当从其产生、发展至衰落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半圆形规制，形制较为讲究。
灵寿故城以半圆形瓦当为主，也有部分圆形瓦当。有素面瓦当，也有纹饰瓦当。其素面半圆形瓦当底径一般不超过17厘米，如标本E5T1③∶11，底径17厘米。其半圆形纹饰瓦当底径一般在12.6～16厘米左右，如乳钉双阴云纹半圆形瓦当，标本E5T13②∶9，底径16厘米。其圆形瓦当直径一般不超过21厘米，如面饰乳钉阴云纹圆形瓦当，直径一般在14.4～19.4厘米之间，标本E5T10③∶17，中间为一大乳钉，周围配以小乳钉，直径17.4厘米，厚2.4厘米[3]。就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来看，灵寿故城出土的瓦当形制相对较小。
比较可知，燕下都瓦当从其产生、发展甚至到衰落时都是半圆形规制，具有规制统一性。究其原因：其一，受天地崇拜观念制约较强。在燕先民的思想意识中，天地为大，孕育万物。他们赋予燕下都瓦当的半圆形规制特殊内涵，即半圆之弧象征着天，底径平线象征着地，从而使天地组合庄严稳固、包罗万象，构图设计变化多端、自然巧妙。其二，受商周文化影响较深，燕国与周关系密切，受其文化影响较深，把半圆形规制保留得相当牢固。灵寿故城瓦当既有半圆形，又有圆形，具有自由多样性，体现战国时期思想上百家争鸣、文学上推陈出新和艺术上生动活泼的自由思潮，以及其自身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
二、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
瓦当的纹饰内容比较
燕下都出土的瓦当，从质地来看，主要有泥质灰陶瓦当和夹砂灰陶瓦当；从纹样来看，有素面瓦当和纹饰瓦当。其素面瓦当较少，纹饰瓦当较多，且图案种类繁多、变化多端。在燕下都采集的瓦当标本中，其纹饰图案主要可分为饕餐纹、双螭双龙纹、双兽纹、山云纹、树木卷云纹、窗棂纹等。
燕下都瓦当的代表性纹饰图案是兽面纹。兽面纹通常又称饕餮纹，是夸张幻想后的怪兽形象的统称，重点刻画双目圆瞪与龇牙咧嘴的形态，体现其狰狞恐怖、残酷凶狠的形象。笔者认为当时燕下都瓦当使用饕餮纹做装饰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受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风格的影响，被赋予威慑、凝聚、恤惜、戒贪以及廉明的深刻内涵。李泽厚先生曾言:“殷人政治统治的残酷本性和无比虔诚、赞美、夸耀的心情铸造出来的，以饕餮纹饰表现的‘狞厉美’，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年代所积聚的巨大力量的象征符号。它警戒统治者要爱惜民力，恤穷匮、分孤寡，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4]第二，从现实地理环境考虑，被赋予加强自身统治所起到的心理作用。“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5]燕国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国家，加之地处北方边陲，北面有山戎不断对其侵扰，南面还有齐国和中山国时而趁机攻击。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燕国瓦当上的饕餮纹也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即代表了周王室姬燕政权的正统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可加强自身统治，显示统治阶级不可侵犯的地位。
燕下都瓦当纹饰大量使用山形纹。燕人在瓦当上使用山形纹的原因可从两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从现实意义来看，在当时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各种纹饰图案的创意都是源于自然，神奇美丽的大自然是纹饰图案的宝库，大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从象征意义来看，燕国统治者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像大山一样稳定持久。这同当时燕国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环境有极大的关系，戎狄的进攻，让燕国的江山随时可能落入他人之手，燕国统治者对稳固统治的向往通过瓦当上的图案纹样反映出来，高山就像一座天然的屏障，能阻挡来自外部的威胁[6]。
燕下都瓦当纹饰中，山形纹经常与云纹结合，形成山云纹，暗含了特别的意义，即取山之固、之静、之育；取云之祥、之和、之瑞，对自然物像模拟、抽象，表现为一种安稳、祥和的理念，或简洁单纯，或茂密复杂，都表现着燕先民对一种理想生活的渴望[7]。
灵寿故城出土的瓦当，从质地来看，主要也是泥质灰陶瓦当和夹砂灰陶瓦当；从纹样来看，也分为素面瓦当和纹饰瓦当。灵寿故城瓦当之所以以素面为主，一方面可能与其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审美思想的滞后性相关，另一方面可能受其民族习俗的影响，“中山国虽然在建筑形式等方面都努力向中原各国学习，但是受到民族习俗的限制，在建筑装饰方面仍然无法与其它国家相提并论。”[8]其纹饰瓦当相对较少，在灵寿故城采集的瓦当标本中，其纹饰图案主要分为动物纹、阴云纹、席纹、斜方格纹等。 动物纹瓦当均为半圆形瓦当，有些用兽纹作装饰，有些用禽鸟纹作装饰。中山国是山地民族，山地动物为灵寿故城瓦当的常见纹饰，把动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展现自由豪放的民族性格，反映游牧狩猎经济在中山国社会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阴云纹瓦当面饰四个阴云纹，中心饰一个大乳钉，周围饰密集的小乳钉，分为半圆形和圆形两种，为灵寿故城所独有，具有现实生活气息。对于其来源，申云艳先生已找到了一件漆器盒来说明，“以乳钉变形卷云纹、乳钉凸线阴云纹等为主题纹饰图案。经常用乳钉做装饰。乳钉纹地的变形云纹瓦当为该地区所特有的瓦当，其纹样设计可能来自于漆器或陶器上的装饰图案。在灵寿故城内王陵区发现的中山成王墓出土了一件漆盒，顶面中心绘有朱色卷云纹图案，变形云纹瓦当的纹样与其非常相似。”[9]
另外，灵寿故城瓦当还常用乳钉作点缀，成为其一大特色，如乳钉双阴云纹半圆形瓦当、乳钉单虹云带纹半圆形瓦当、乳钉阴云纹圆形瓦当等。笔者认为其原因可从三方面考虑:第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是对青铜器纹饰的沿用。“三角形和乳钉纹，也许是古代青铜器最早的两种纹饰。……三角纹、乳钉纹在夏代二里头文化和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上多见，它们都是图案，并不是简单的象形。”[10]第二，从现实意义来讲，与图案装饰有关，用以填补瓦当当面的一些空白，使之显得不空旷，美观，富有层次感。第三，从象征意义角度来看，乳钉具有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千秋万代的深刻含义。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纷起，各诸侯国都采取措施来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在战争年代，人口众多是国家强大的表现之一。中山国只是一个“千乘之国”，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对于当时的“万乘之国”是比较弱小的。在地理位置上，中山国处于燕、齐、赵的夹缝之中，东面受到齐国的威胁，北面受到燕的威胁，且位于赵国的北部，因此还成为赵国的“心腹之患”。 为了迎合时代要求，适应生存环境，骁勇善战、强悍不挠的中山国人民不得不跻身于争霸之林。灵寿故城瓦当上的乳钉纹也就被赋予了子嗣昌盛、繁衍生息、国家强大的特殊含义。
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的纹饰内容各不相同。相对而言，前者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而后者更为简练朴拙、简洁纯朴。前者兽面纹是虚幻的、神秘的，采用写意方法，具有浪漫主义的绚烂色彩，给人一种强烈的凝重感。而后者的动植物纹图案表现得较为直接，是简练的、朴实的，采用写实方法，体现现实主义的朴实风格，更贴近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三、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的
构图艺术特征比较
从构图艺术角度来看，燕下都瓦当的纹饰图案一直保留有强烈的中轴对称结构，这是对中国古老传统的延续。“无论是半圆形瓦当的圆形范模，还是半圆形瓦当上的纹饰图样，均无例外。圆形范模以圆的180度为轴线，将范模分割成大小相等的两个半圆，轴线两侧的两个半圆上饰以对称相同的纹饰图案。半圆形瓦当则以其高为纵轴线，轴线两侧饰以对称相同的纹饰图案。极个别的独兽纹、窗棂纹等纹样，则采用自由写实的构图方法，显得匀称、合理，个体构图中同样含有对称的因素。”[11]这种均衡严谨的对称结构，使整个图案纹样蕴含着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图一）。
灵寿故城瓦当的构图形式多样，主要有对称结构、辐射圆旋结构及任意结构三种。
第一，对称结构。数量不多，且对称结构看起来也不是那么严格（图二，1-4）。
第二，辐射圆旋结构。这种结构主要以中间的乳突为圆心，呈辐射旋转向四面八方射出（图二，5、6）。
第三，任意结构。这种结构不讲究对称，但画面舒畅自由，不拘一格，形象生动（图二，7-10）。
比较可知，燕下都瓦当纹饰一直保留有左右对称的构图艺术，中轴线两边配置形状相同、大小基本相等的纹饰。这种形式统一的对称构图方式反映一种“中庸”思想，显得工整严密、丰满厚实、庄重深沉，具有装饰性美感，让人产生均衡感和稳重感，但象征威慑、肃穆和神秘的意义烘托得更为强烈。灵寿故城瓦当没有像燕下都瓦当那种明显的构图艺术特征，它既有对称的，但不是那么严谨，也有不对称的，两边没有采用相同的图案。这种形式不一的构图方式打破常规，显得生动活泼、洒脱自如、不拘一格。
四、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
受外界影响的程度比较
战国时期，政治的分裂和地域的分隔并没有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燕下都和灵寿故城出土的瓦当多多少少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
燕下都瓦当的形制、纹饰内容、结构都较为独特，是战国时期瓦当中三足鼎立之一，对其他诸侯国的瓦当纹饰影响较大，受别国的影响较小。如在陕西西安三桥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瓦当中，有一种山形云纹瓦当，与燕国的山云纹瓦当构图十分相似，只不过前者的卷云纹根从山出，云头朝向天边，即当面的边轮部分，后者的卷云纹，不论是单头还是双头，根部均从天出，即瓦当当面边轮处，云头朝向山形。说明秦国瓦当纹饰构图设计和艺术风格也受到了燕国瓦当的影响[12]。
灵寿故城在地理位置上夹居于燕、齐、赵之中，吸收了周围地区同时期瓦当的纹饰图案。灵寿故城出土的双龙纹、双鹿纹、独兽纹等纹饰的半圆形瓦当，虽然在具体形象上不像燕下都建筑材料中的双龙纹、双鹿纹、独兽纹气韵生动，但显然是受其影响而创作的一种新的纹饰图案[13]。平山灵寿城遗址出土的单兽纹半圆形瓦当和天津渤海湾东周遗址及山东章丘平陵城遗址出土的单兽纹半圆形瓦当非常相像[14]。
比较可知，燕下都瓦当的形制、纹饰内容、结构都较为独特，是战国时期瓦当艺术中三足鼎立之一，受其他国家影响较小。相对而言，灵寿故城瓦当融合了同时期周边国家瓦当纹饰的特征，受其他国家影响较大。
五、小 结
综上所述，燕下都和灵寿故城出土瓦当既有相似又有不同。
从质地来看，两者主要为泥质灰陶瓦当和夹砂灰陶瓦当；从形状来讲，两者半圆形瓦当居多；从纹饰来看，两者的纹饰内容丰富多彩，反映出战国时期瓦当艺术活泼、新颖的特点，打破原来那种拘谨、原始的格局。这些相同之处富有时代特征，对于进一步研究瓦当分期断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两者各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从政治经济来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复杂多变，加之燕下都与灵寿故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而两者的瓦当纹饰风格不一。其二，从思想文化来看，燕下都和灵寿故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俗上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它们的瓦当纹饰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其三，从族属族姓来看，《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与周同姓，姓姬姓。”[15]《风俗通义校注》：“燕召公■，与周同姓。”[16]燕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其族姓为姬姓，与周关系密切，是华夏民族之一，受中原文化因素影响更为深刻。《春秋释例十五卷附校勘记二卷》云：“鲜虞，白狄别种，中山新市县也。”[17]《后汉书》：“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18]中山国是鲜虞少数民族，中山国人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与生俱来。
总之，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瓦当各具特色，重点不一。相对于灵寿故城瓦当来说，燕下都瓦当受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较深，保持自身的稳健保守的风格，其瓦当规制显得更大，装饰更加华丽，体现燕国作为“万乘之国”具有的雄伟含蓄的特点。相对于燕下都瓦当来说，灵寿故城瓦当受民族因素的影响较深，保持自身自由豪放的性格，其瓦当构图艺术形式更加自由，体现中山国作为“千乘之国”所具有的精彩纷呈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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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95页。
［2］同［1］，第780页。
［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8-49页。
［4］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40页。
［5］汉·司马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第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1561-1562页。
［6］王偈人：《东周秦、齐、燕瓦当纹饰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8页。
［7］吴磬军：《简论燕下都瓦当纹饰的艺术特征》，《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3期。
［8］何艳杰：《中山国社会生活礼俗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0页。
［9］申云艳：《中山国瓦当初探》，《考古》2009年11期。
［10］李建伟，牛瑞红：《中国青铜器图录》，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1］王素芳，石一磊：《试论燕下都半瓦当的艺术特色》，《文物春秋》1998年4期。
［12］吴磬军：《燕下都瓦当文化考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1页。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故城调查与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14］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6页。
［15］同［5］，第1549页。
［16］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1《皇霸》，中华书局，1981年，第30页。
［17］晋·杜预：《春秋释例十五卷附校勘记二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9页。
［18］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3434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