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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学家周汝昌【周汝昌:天上人间“红学”相伴】

    时间:2019-04-09 03:22: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日前因病去世。本报记者于遗憾和惋惜的同时,忆起当年对周汝昌先生进行过的一次独家专访以及与先生的最后一面……  与“红学”大师为邻  和善老人看似“孤傲”
      在位于北京城东朝阳区的文化部的高知高干楼,本报记者因父母的关系曾跟“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楼上楼下住着。虽然跟周汝昌先生在一个单元门里做邻居很多年,但除了上下楼时常能看见他家门口的报箱里插着全国政协寄给这位曾连任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料,还常常见到有扛着摄像机、三脚架的各大电视台崇敬地登门采访外;平时也就只是经常在院子里碰到这位终年在“红学”领域中上下求索与笔耕不辍的老人。在那些天儿还很暖和的日子里,他总是静静地坐在轮椅里晒太阳,似乎是仍然在那里思考着什么;也可能是在整天忙碌的研究与写作之暇享受着那一刻难得的宁静与休憩。
      对于这位穿着朴素、相貌平凡的老人,在人们的印象里无论如何也跟名震中外的“红学”大师连不上号;而且,在不熟识、不了解的人眼中,很可能还会认为他就是个“孤傲”的老头。
      其实,周汝昌先生多年来眼睛不好,看东西不仅要借助放大镜,而且眼睛甚至都快贴到纸上了;耳朵也不好,你要非常大声地跟他说话他才听得见。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由他口述,儿女们帮他记录整理,再由他校订成书的。据作为周汝昌先生的主要助手的他女儿周伦玲介绍,周汝昌先生就连写个提纲都写的是一张纸上占不了百十字的大字;那次独家采访完周汝昌先生时,他在送给本报记者的他的红学专著上签的名就是这么大的大字。
      那次独家采访周汝昌先生时,在他的家里,目及之处只有几件旧家具,很多书和手稿就堆在写字台、圆桌、沙发甚至地上。在交谈的几个小时中,本报记者感觉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人也很和善。可是,平时他甚至对认识的人也常常会让人感觉到似乎是“视而不见”、“昕而不闻”;记者跟他住—个楼门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而且还去他家独家采访过他,有时碰到他在院子里晒太阳,跟他打招呼时一般也都没什么回应。有一次他女儿用轮椅推他到院子里晒太阳,回来时刚好我帮他开楼门并对他说:“您先走”,他会很有礼貌地道一声谢谢,他女儿则再次不厌其烦地替老人解释:“他看不见也听不见!”并大声告知他记者就是楼上的邻居,“还到咱家采访过你哪!”同时也告诉记者:“趁着现在天儿还暖和,推他出来晒晒太阳;等天冷了他就根本下不了楼了!”那次对周汝昌先生进行独家采访时他也曾大声亲自向本报记者解释道:“我眼也看不见,(当时只隔着个小圆桌)就这个距离我看您都看不请。咫尺不能见,完全没办法,有时候您得多担待!很怕引起误会;天暖和时我在下边走走,各楼的好多人都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清,后来大家都明白了。”
      那次帮他开门时也是本f0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周汝昌先生。还鬼使神差地帮他在我们住的那个单元的楼门口照了张相;也许,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这张相片就是一个纪念了吧!
      因何走上“红学”之路
      在最终献身“红学研究”之前,周汝昌先生原本早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他曾以英语免试资格考入著名的燕京大学的“王牌”西语系;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当时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那他后来又是怎么步入了“研红”道路呢,据记载,原来,他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对于当年胡适先生的悉心指教,周汝昌先生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周汝昌先生虽也曾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周汝昌先生的第一部“红学”专著《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称赞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而在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周汝昌先生对此问题这样告诉记者:“我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当时,不叫外文系;我们都不用中国话说话,都快成半个洋鬼子了。我们那时那个英语训练太高级了,但在业余好像玩票似的我喜欢咱们中国的古典的东西。我业余有时间看线装书,当时的精气神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莎士比亚非常感兴趣,也下工夫;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也不是从《红楼梦》人手,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文艺理论,比如诗话、词话,古代对文艺的观念,审美的那些原则,我希望把它译成英语,介绍到国外。但是,60多年前没有人注意这个,弄来弄去就选中了《红楼梦》,因为你和西方的一般文化人,一开始就讲高深的,很困难;倒是《红楼梦》比较通俗,因为它的外表载体是个小说。”
      周汝昌先生还进一步就《红楼梦》是不是“所谓的‘百科全书”’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它其实不是个小说,内容太丰富了。可这个丰富不是‘摆摊’,不是所谓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死知识’,这边一条照相机怎么发明的,那边一条哲学,百科全书是把死知识罗列给你。但找们看《红楼梦》不能误会,说百科全书本来是指它包罗万象,但是有人就认为他是卖弄他的各种知识——摆摊。错了,我说《红楼梦》它是个大整体,是活的,有生命的,你看它的那些人物,那些事、境界,那哪里有一丝的死气呀?是个括泼泼的中华文化的大整体、大代表!它代表我们中华文化的形象,可以给一般的外国人看——中国人的文化,包括言语、行动、礼节、衣食住行,作风,一切道德,您看看,那还不就是文化吗!你要想向外介绍中国文化的精华,选《红楼梦》和曹雪芹是对的,这是我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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