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国时期商贾地位转变的原因】汉代商贾地位
时间：2019-01-20 03:32: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战国前期,随着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商人势力进一步增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到战国中后期,各国先后现起了抑商风潮,商人地位急转直下。商人地位的转变有其历史原因,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商贾;重农抑商;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153-01
战国前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交通日渐完善,商人数量不断增加,商业的规模扩大,商人势力进一步增强。富商大贾不但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也争取到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政治、经济上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埒富。”还如“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1]战国时期获利最大的商人莫过于吕不韦了,把商业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代表。《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贵卖,家累千金。吕不韦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乃遂献其姬。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他认为在赵国当质子的秦国王子异人子楚是“奇货可居”,辅佐异人登上王位。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吕不韦是投资政治而获巨利的大商人,可谓一本万利。
但是随着这个时期父系大家庭小农经济的逐步形成,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质逐步建立,出于保护小农经济乃至国家赋税、徭役、兵役与封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在各国先后掀起重农抑商的风潮,商人地位急转直下。孟子就称商人为“贱丈夫” ,而韩非子更直接提出降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2]
为何对商贾的看法产生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这时期兼并战争日趋激烈,在兼并战争乃至后来的战争中,忠君思想和王权意识增强,而商人趋利,难以得到信任。统治阶级认为商人为求得利益,不惜背叛国君。《管子・轻重甲》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管子》一书是逐步形成的,这段内容反映了战国时期统治者的思想。商贾不是君主依靠的对象,不是君主的亲附。处以君主地位,发号施令若不审察,那就等于一国同时存在两个君主了。商鞅也认为:“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3]这些人把自身的本钱看得比身体还重,借此到处依附国外势力,凭着自身珍贵得本钱投靠私门,(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尧舜也难治理。
其次,战国中后期,小农经济已经形成,成为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来源,国家稳定的基础。而商业发展必然争夺农业人口,影响小农经济的稳定。这是战国中后期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如《商君书・垦令》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商。”商鞅认为国家要通过加重关市的课税,让商人服徭役,避免农民弃农经商,减少商贾的人数,无夺农时,荒地就能开垦了,国家就能富裕。所以,秦国商鞅变法中采取了多种措施重农抑商。
第三,战争中各国国力损耗严重,需要聚集民力,而商人还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与国家争利。《管子・治国》曰:“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管子・国蓄》曰:“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所以各国要采取抑商政策。
第四,商人势力发展与刚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生冲突。商人势力壮大后,必然商官勾结,或商人买官,搞政治投机,干预朝政,获取利益。《管子・权修》曰:“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韩非子・五蠹》曰:“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所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维护统治秩序,必然抑商。韩非子将工商列为五蠹之一,明确形成了“农本工商末”的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随着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商业发展不利于小农经济的稳定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商人与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有利益冲突,加之商人采用不正当手段剥削农民,损害了农民和国家的利益从而导致这时期产生抑商风潮和贱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秦代以后,重农抑商基本成为历代王朝的国策。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作者简介:王安萍(1985-),女,安徽大学历史系07级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撰.史记・货殖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3]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