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时间：2021-07-12 04:02:1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是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历经开创、形成、成熟三个阶段，从思想建党的意义上确立和保持着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性质和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党风建设思想；历史特点；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谭献民，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刘会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一
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相互连接的阶段：
1. 从1927年10月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1930年1月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其艰难的开创时期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暴动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在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毛泽东在“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建立党小组，领导工农红军开展恢复和创建周边地区党、团组织、工农武装、工农政权和土地革命的工作，随即遇到封建宗法家族思想和当地土、客藉矛盾的顽固干扰和破坏，由此而明确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实质上就是提出每个党员应当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毛泽东当时开办党、团训练班，亲自讲授党的基础知识，培养训练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基层干部，并且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整顿党纪和军纪；又着重批评在创建工农革命政权中以党代政、大权独揽的封建专制作风，要求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整理党与政府、工农兵代表会议与工农兵政府的关系，将“思想建党”具体化为党风建设。
总结井冈山“八月失败”和“九月洗党”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更加注重党风建设的落实。1929年12月，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切实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它们严重地妨碍着红四军所承担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解决的办法是开展认真的思想教育和严肃的批评指正，使每个党员明确上述错误思想的根源、性质、表现和危害及其纠正的措施。
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强迫根据地的红军去攻打大中城市的错误决策，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的作风，是克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有效方式。“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有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以保存“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果实。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是将理论上的“思想建党”转换为实践上的作风建党，初步揭示出党风建设的基本内涵：即反对照抄照搬本本、树立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确立群众工作、群众纪律的工作作风；培养批评必须注意政治的思想方法。这一时期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党内基层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次要目标是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虽然毛泽东没有将两者明确地联系起来，但他在批评主观主义错误时提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4}，则有由下而上的斗争思路和目标，反映出突破“左”的思想路线的艰难。
2. 从1930年5月所写《寻乌调查》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为其艰苦的形成时期
毛泽东在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非常注重培养党内以调查研究作出斗争决策的风气。他写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之后，从1930年5月到1933年11月，又相继写出《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的前言、《（兴国调查）前言》、《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系列报告和按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归纳农村阶级和阶层的情况、群众生活状况、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建设的成绩与问题等。既将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化和条理化，又将联系群众的内涵具体化和条理化。特别是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关系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讲话中，以长冈乡、才溪乡两个模范乡的事迹呼吁：要将群众生活的一切问题，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而非官僚主义的方法；要以耐心说服的方法而非命令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群众所面临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的困难。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爱戴我们，而在我们领导之下将革命事业推向全国，从而使联系群众的作风开始具备“密切”的涵义和切实的方法。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经济政治建设的斗争中，非常注重采取以各种各类群众组织批评监督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为纽带、以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核心、以创办各级党校和团校为基础、以严峻的党纪法规为依据而培养训练苏区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获得苏区人民的衷心爱戴：“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终于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同，以及毛泽东开始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次，为党风建设奠定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1937年，毛泽东写出《实践论》、《矛盾论》两篇文章，以通俗的语言、清晰的推理，分析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力图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高度上打破党风建设的顽固阻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一文中，总结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郑重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民族化和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如何“亟待了解”和“亟须解决”呢？即是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代替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用关系爱护干部、采取批评帮助、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作风代替惩办主义与过火的思想斗争的宗派倾向{6}；用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文风代替“洋八股”式的文风。通过这种思想自觉而培养对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备十一种先锋模范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大公无私、埋头苦干”、“虚心学习”、“先做民众学生、后做民众教师”、对民众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非官僚主义政客”等，以“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责任”{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