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漩涡中心的刘少奇
时间：2021-07-12 04:00: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高饶事件”是建国初期在中共党内发生的一起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严重事件，悉而刘少奇作为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首要攻击目标而深深卷入了这一事件中。可以说，从高岗阴谋发难到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高岗、饶漱石的阴谋败露，刘少奇一直处于这一事件的漩涡中心。在刘少奇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次极其严峻而复杂的考验。
高岗为什么把攻击矛头指向刘少奇
从1953年夏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到1954年初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高岗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攻击和诋毁刘少奇。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此明目张胆地攻击主持党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的负责人，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那么，高岗究竟为什么屡次挑起事端地攻击刘少奇？
回答这个问题要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但从笔者查阅的大量档案及文史资料中获悉的情况，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出复杂矛盾的一些深层内幕。
首先，高岗出于个人野心，把刘少奇视为他攫取党内更高权力的主要障碍，急欲拱倒刘少奇而取而代之。正是这种狭隘而阴暗的心态，构成了他后来向党发难的思想根基。
高岗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定的贡献。他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并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6年奉命进军东北地区，先后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重要职务；建国之初，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然而，高岗是—个权欲极重、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野心家、阴谋家。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一直觊觎着党和国家的更高权力。在他看来，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是他攫取更高权力的重要障碍。只要把刘少奇拱倒，便可取而代之，实现他篡夺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政治野心。
凡是具有个人私欲的人，在一定的条件和气候中，一定会顽强地表现出来。1952年，党中央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调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到中央工作，高岗和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饶漱石5人当时一同被调进京。进京后，高岗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同时，又兼任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地位更为显赫。在高岗进京职务的安排上，当时就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1953年3月，由于毛泽东认为当时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分散主义，经他提议，中央对政府工作重新作了分工，政务院二十个部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高岗负责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高岗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对于这些变化，高岗不但不认为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反而当成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他当时就得意地自称是组织了一个“经济内阁”。在这种形势下，高岗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认为个人的政治资本越来越雄厚，可以向党伸手了。在随后于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他果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批薄（薄一波）射刘（刘少奇）”、向党发难了。
其次，在以往的工作中，刘少奇和高岗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不同看法，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刘少奇也对高岗的某些做法直率地提出过批评，这本是党内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但高岗却对此怀恨在心。
在高岗主持东北地区工作期间，刘少奇在以下几件事情上曾对高岗的做法提出过批评或表示过不同意见，这些事情实际上为高岗日后向刘少奇进行攻击埋下了伏笔。
第一件事是中共中央对东北地区在执行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存在“左”的错误倾向的批评。
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收到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一封信，反映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当时正值全国解放战争刚刚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之际，这个问题在全党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刘少奇刚刚结束了天津之行，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当前在党内急需郑重提出、引起全党警惕的问题，于是在5月3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明确指出：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电报同时指出：“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为慎重起见，刘少奇将起草的电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意见，在当天就批示同意向全党发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通知，通知说：“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即5月31日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明了态度，高岗对中央的批评表面上只得无可奈何地表示接受，但他在内心深处对这件事却一直记恨，并多次在东北的干部中间散布不满情绪。
第二件事是刘少奇对东北局在处理农村中的一些新问题时所表现的“左”的错误的批评。
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进行农村土地改革的地区之一。土改之后的农村如何适应生产力的需要，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何时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这是当时东北农村乃至全国广大农村遇到或即将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在东北地区采取了比较“左”的政策，他主张农村在土地改革后要立刻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大力发展变工互助；要限制单干倾向的发展，限制雇工现象的产生，特别是对农民中的党员，凡是雇工的要开除出党。1950年初，东北局就农村党员雇工问题给中央组织部发了一封请示信，要求将这部分人清除出党。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刘少奇于1950年1月13日专门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了一次话。在这次谈话中，刘少奇针对东北地区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变工互助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他并且引用了党在历史上的教训说：“六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的问题上，刘少奇也直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并进一步解释说：“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现在的党员农民，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中央组织部经过整理后送给了高岗和东北局的少数负责人。同时，刘少奇还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就党员富农问题答复东北局的信。在看到刘少奇的谈话内容和中组部给东北局的信后，高岗不但没有接受刘少奇的意见，反而把刘少奇的谈话当作“黑材料”整理搜集起来，作为日后向刘少奇进攻的武器。
